第九章 大师们 上

　　本章副标题：余生……嗯，穿也晚矣！

　　我们的袁大师不准备搀和《饥荒孤女》的制片和摄制工作，毕竟在如今这种大工业时代，哪怕是穿越者，他也不能包打天下的。

　　专业事务就应该交给专业人士去打理。

　　再者说，谈钱伤感情。做预算签合同那就是得罪人的事情，他可不想把自己和电影大师的关系搞坏，以后他们还要继续合作下去呢。而且他是有私人律师的男人，让约翰-麦考尔先生出面就行了。

　　所以，他们接下来聊了聊这个剧本在拍摄方面的一些问题，还算是愉快地把这顿午饭给吃完了。

　　吃完了饭，大卫-格里菲斯先生就坐不住了，对他这种电影艺术家来说，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剧本放在眼前，不抓紧时间筹备拍摄工作那就是犯罪。他立马告辞，带着剧本返回酒店了。

　　就在袁燕倏想和吉许小姐敦睦（伦）一下中美关系的时候，艾纽卡小姐姐走进来道：“尼奥，印刷厂把你的样书给送过来了。”

　　“我的样书……”袁大师精神一振，自己那本《Socialism》总算是印出来了啊。

　　现在他可是NYU的大赞助人，将来很有可能成为名誉董事的男人，还愁找不到跳级申报博士的推荐人。欧文-亚当斯，尤里安-钱德勒和詹姆斯-柯南特三位就十分主动地成为了他的推荐人。

　　而他的博士论文在上周五已经交上去了。实际上，他那个Phd.已经是拿到手了，现在只不过要走个程序罢了。

　　好吧，就算他不抄米塞斯的《Socialism》，随便写点什么，他这个博士学位的问题也不大。可是他依然非常小心。

　　当时美国大部分高等学府要求每位博士侯选人要向学校当局呈送论文副本一百份。而我们的袁大师一口气印了一千份，还有九百份那就是敲门砖啊，誓要把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们都敲一遍。

　　他的博士论文就要大张旗鼓地搞得满世界人都知道，省的像“道可托胡”那样“不清不楚”的，过上几十年居然还能成为史学界的一桩公案。

　　不管后世胡大师的弟子和史学界，尤其是台湾史学界怎么为他老人家遮掩和吹嘘，胡适之确实要到1927年，也就是他博士论文写出来十年之后才拿到Phd.。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这个胡博士和某位“方博士”一样就是在骗人。

　　其实这件事情在1919年的美利坚就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

　　1919  年9  月7  日，即在胡适考过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并已回国之后两年多，那时仍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好友朱经农给他写信谈到此事：“今有一件无味的事体不得不告诉你……一位与足下‘昔为好友，今为寇仇’的先生的胡说……‘老胡冒充博士’，说‘老胡口试没有‘Pass’，……凡是足下的朋友，自然无人相信这种说法。但是，足下的朋友不多，现在‘口众我寡’，辩不胜辩，只有请你把论文赶紧印出，谣言就没有传布的方法了。”（笔者注：节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

　　朱经农和其他好友三番四次催促胡适赶紧采取自卫手段马上发表博士论文，可是胡大博士却始终没有采取行动。不是光风霁月的他不在乎小人中伤，而是那个时候他根本就没有拿到博士学位。

　　我们的袁大师就不一样了，他不但是货真价实的“道可托袁”，而且一心就要把他的那个Phd.广而告之，今后任谁都挑不出错来。

　　这可是和他小命息息相关的啊。他的第一个系统任务“知识改变命运，学历增加逼格。”还没有完成呢。

　　“安，让工人把书送到书房去吧。你把信封信纸什么的都准备好了，我接下来要大干一场了……”

　　既然要广而告之，那么就要向全世界的经济学界广而告之，袁燕倏接下来就要给经济学大师们写信寄书来着。

　　实际上，他一直觉得自己穿越的时间太晚了一点，当然自己那位大曾伯祖父也太不争气了一点。因为这两个原因，他就错过了一位大师级人物。

　　奥地利学派的开山鼻祖，现代边际效用理论的创始者之一，八十一岁的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在两天前，也就是1921年2月26日刚去世。

　　1840年，卡尔?门格尔生于加利西亚（时为奥地利领土，现属波兰），他的一生经历并不复杂，属于那种纯粹学而优则仕，接着又重投学术怀抱的大学者。

　　1867年他在克拉科夫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成为一名撰写经济分析方面的记者；又过了几年，进入奥地利首相办公厅新闻部工作。

　　1873年，门格尔被提升为维也纳大学法律系的“杰出教授”，这使得他毅然弃政入学。1876年，他担任奥地利王储的导师，并陪同这位18岁的王储游历欧洲各国。1879年回国后，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从此安心于平静的学术生活，直到两天前才去世。

　　袁鸿渐同学一想到自己经济学学术方面的发展，心里面就好气啊。自己那位大曾伯祖父简直就是在浪费生命，糟蹋这个大好的年代。

　　你说你都念政治经济学了，怎么就不能乘着这些大师都活着的时候拉拉关系呢。只要手里头有几封大师的亲笔信，就是那种专门说客套话的亲笔信，你……嗯，我就可以到处宣扬这些大师对我是青眼有加了啊。

　　其实当他发现自己肯定是要当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反动学阀”之后，立马就给门格尔大师写了一封“效忠信”，说自己是如何地仰慕这位大师，自己是如何地被边际效用理论影响，自己是如何地就此成为了新古典自由主义者。

　　可惜此时已经是1920年的尾声了，重病缠身的门格尔大师收到信的时候应该都没有力气看了。

　　一位极为重要的经济学大师就这么和我们的袁大师擦肩而过啊。而袁大师这就少了一份重要人物的加持。他还没有脸皮厚到随随便便就自称是门格尔学生的程度，只好当当他老人家的精神门徒了。

　　不得不说，这对他今后的学术地位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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