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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六十二节 覆巢之下


  周琅担心的问题成了事实。

  较为有利的是,广东、福建的工人运动开始平息,当地工人势力接受了议会和宪法的胜利果实,他们停止了摆工,生产开始恢复。但很难恢复到以前,主要是纺织工业在经济危机期间遭受了重创,不过纺织工人并不是运动的领导者,主要领导者是那些容易凝聚,数量众多,而且是男性工人为主的行业,这样的行业无外乎运输业的码头工人、铁路工人,矿产业的矿工,机械行业的技术工人。

  议会召开,宪法制定之后,老内阁就宣布了总辞职,六部部长、丞相集体退出了内阁。

  国会向皇帝推荐了一批在省级任职,官声较好,跟各方势力都能打好交道的官员人选,皇帝一一批准。

  新的内阁上台。

  新的内阁跟旧内阁不同,他们对松江府的工人摆工运动,采取了默认的措施。

  以前的官府对这种事情,总是希望和稀泥,希望双方各让一步,但现在让无可让。

  过去工人斗争的是资本家,要求无非是加工资和减工时,可这一次,他们斗争的对象,却是整个权力机构,他们不服气他们一直要求的议会,他们认为议会选举不公。

  同样跟周琅猜测的一样,议会建立之后,矛盾瞬间转移到了议会跟在野势力之间。

  以前工会这样的组织还可以针对官府,可现在官府已经表示服从于议会,他们只能去反对议会。

  皇帝和整个官僚阶层都保持了沉默,不想让革命的火焰招惹到自己身上。

  任何斗争都是伤敌一万自损八千,工人的摆工行为,诚然是为他们自己争取利益,但在他们和他们的领导者都还不成熟的时候,不懂得节制,最后伤敌一万有可能自损两万。

  在摆工刚刚开始的时候,主要斗争方依然是资本家和工人,工会主要反对资本家解雇工人,发动了摆工,控制了工厂。此时资本家并不着急,他们开始等待时机,想跟工人们熬一熬,过了三个月后,他们发现熬不过工人了,因为这时候全面危机爆发,官府开始救济,到处摆着粥棚,工人们在工厂做工,也就能糊口而已,有一口吃的,他们可以坚持很久。可资本家坚持不住了,他们开工厂是要赚钱的,经济危机本就让生意难做,否则也不至于出现大面积解雇工人的情况。长时间不开工,他们的贷款怎么办?他们是会破产的。

  他们求助于官府,不求官府能让工人开工,他们希望官府帮他们把工厂收回来,工厂是他们的,工人霸占着,他们占理。但官府从来不愿意跟大众对抗,所以一直在游说,在跟工会首领们谈判。一直都没有成功,反而让各种运动的矛头指向了官府,开始了要求议会和宪法的政治运动。

  这时候已经不是工人和资本家的事情了,而是工会政治家和官府的事情,皇帝做出了妥协,甚至力压内阁接受了议会监督和宪法制约,但之后工会政治家们依然不满意,他们认为选举不合理,他们要求重新选举。他们不愿意在他们争取到的议会这个平台内斗争,继续发动他们擅长的斗争方式,来斗争议会。

  这时候又不是官府和工会政治家的事情了,变成了工会政治家和议会的事情。

  此时的松江府,十分混乱。一部分工厂已经恢复了开工,这些工厂,都跟商会和帮会势力有关。

  商会自不用说,商会组织中就有一群工厂主,这些工厂主,借助会馆的力量,让他们的工厂恢复了工作,这些会馆能控制的,往往是异乡人,异乡人更依赖同乡会;帮会的情况十分复杂,既有自己的产业,比如天地会直接经营青楼,大车店等产业,也有别人的产业,但工人是他们的成员,比如码头是一家家航运公司的产业,可码头工人有一部分加入了青帮,纺织工人有一部分加入了小刀会。

  议会成立之后,这些帮会成为议会中的大势力,他们登堂入室,地位大大提高,一个个极为满意。也让他们的身份从过去的灰色地带,走入了阳光下。国会召开之后,迅速给予了各种组织一个合法地位,不管是天地会、商会还是工会都成为合法组织。

  结果帮会势力光明正大的招募会员,登报,打广告,许诺各种加入帮会的好处,帮会的势力快速扩张。而帮会的底层成员,则主要是本地人为主。

  坚持斗争的工会,比如松江府工会,受到了严重削弱。他们中的一部分工人开始转投其他组织,因为他们实在是无法支撑持久的摆工。他们得生活,政府施粥是吃不饱的,而且他们还有房租要付,这些跟他们一样穷的工会帮不了他们。

  渐渐的工会成员慢慢离开摆工地点,悄然加入了恢复了生产,开始红红火火的工厂,而要加入这些工厂,他们都得加入帮会或者会馆。

  此时最倒霉的,是那些原本不想妥协,后来发现妥协都没有机会的资本家,在摆工进行到六个月的时候,大多数被霸占了工厂的资本家就资不抵债,宣布了破产。此时即便这些工人愿意恢复生产,他们的工厂也拉不起来了。这反而让那些较早恢复生产的工厂,夺取了不大的市场,变得红火。

  这也属于正常,工会霸占的工厂总数,在松江府高达三分之一,经济危机是因为生产过剩而起,有三分之一的工厂停工,弥平了这个过剩,让剩下的工厂有了活路。间接的解决了生产过剩问题。

  还没学会如何妥协退让,如何正确斗争的工会,此时有些尴尬了。继续强行摆工下去,他们发现会把自己弄死,因为他们的成员不断退出,或者说他们本就没有什么正式成员,只有少量骨干算是长期成员,发动摆工靠的是这些骨干长期积累起来的,在工人中间的威望。可现在在现实的压力下,那些非正式成员一个个加入了其他帮会、同乡会,跟他们一起罢工的工友,从最开始的数十万人,迅速下降到了十万以下。

  与此同时,宪法通过之后,临时国会迅速通过了进行正式选举的议案。

  商会、帮会和士绅势力,已经投入到了紧锣密鼓的选举之中,松江府工会却忙着摆工,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选举工作,他们内部也不统一,因为他们否认宪法,所以他们不打算参加选举。

  结果选举中松江府连唯一一个国会议员名额也丢失了,同时在地方会议选举中,由于他们的不参加,导致江苏省议会中,乡村士绅代表占据了三分之二,商会和帮会占据了其他三分之一。

  松江府以及各县的议会,基本上也是这个比例。

  这也符合乡村人口占三分之二的现状。同时也意味着,乡村士大夫阶层,他们的动员能力,其实并不比城市工商业组织差。得益于传统的乡村文化,地主、宗族对乡村的影响力,比官府都大,族长发出号召,基本上大家都会去投票。而且由于中国严格的保甲制和乡村军事化,这让乡村的动员能力,其实比城市更强。之所以在江苏省乡村士绅只拿到了三分之二的票数,除了人口比例问题,还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农民进城务工,不在家乡。否则他们的比例会更高。比如中部地区的湖南、湖北,乡村士绅的票数就高达八成,而在陕西、四川等西部省份,乡村士绅的票数高达九成。基本上让中国的议会,变成了一个士绅组成的机构,在广东一带,当地人甚至按照自己的习惯,将地方议会称呼为士绅公局了。

  由于松江府工会的抗拒,让松江府工会,在当地没有任何发言权。这不得不说,是他们在政治上犯下的一个大错误。

  但对整个地区的影响,是巨大的。

  因为地方议会组建之后,第一项决议,就是否决了当地官府提出的预算案,因为预算案中有关于继续施粥的支出。士绅、商会和帮会认为那些工会是在无理取闹,他们认为鼓动工人们不干活,官府还花钱养工人,这等于是让他们继续犯法。

  犯法指的是这些工会势力,强行占据工厂的行为。接着他们就开始打击这种行为,工人霸占的的工厂大多数工厂主已经任命了,放弃了,这些工厂资不抵债宣布破产,接收工厂资产的,恰好是一群银行势力,而银行,毫无疑问也是商会成员。

  他们向法院起诉,要求法庭判决工会违反,帮他们收回资产。

  一切都是正常流程,在现行法律,甚至在任何只要保护私产的法律制度下,他们的行为都算不上合法,因此法院判决他们违反,送去裁决书,要求工会撤出工厂。

  进行了一年斗争的工会,此时发现,他们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舆论已经一边倒的批评他们。连法律都不支持他们,再强行斗争下去,会越来越不利。

  此时突然有人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

  皇帝派人告诉工会,愿意借给他们一笔巨款,让他们收购占据的工厂,然后由他们自己进行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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