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4章 天潢贵胄

　　吴檗的手笔其实就是围魏救赵，利用赵家宗室子弟在赵佶哪里预先设下了一张王牌。

　　宗室子弟是什么？皇帝的七大姑，八大姨可不可以攀上高枝？如《红楼梦》中的阿猫阿狗都能不能沾亲带故，天潢贵胄一把？事实上历朝历代可有严格的规定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汉朝皇族为彭城“刘氏”，始于汉太祖刘邦，沛县丰邑中阳里人士。汉朝推行封国制，刘姓诸侯分封于全国各地。封国包括王国和侯国，这种两种并行制又称“郡国制”。七国之乱后，汉武帝承袭了其父的削藩政策，颁布“推恩令”，容许诸侯把王国的土地分封给他们的子弟，使诸侯王的力量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不再对中央构成威胁。

　　根据汉代法令：只有天子之子才配称宗室，得以裂土封王，王之子，嫡子一人继承王位，其余庶子皆封侯；侯之嫡子一人继世为侯，其余诸子皆无封号。如此几代之后，所有（皇帝后裔）就会变得与寻常百姓无异，倘若自己不能取得权势，则不免要躬耕度日。这才有了卖草鞋为生的刘玄德刘备。

　　晋朝皇族为河内“司马氏”，始于三国时期的曹魏世族。世祖司马炎由魏元帝禅让，代曹魏，立司马晋。曹魏时代，曹爽当政时，有者指出若不分封宗室诸王，政权可能转入他姓之手。之后，司马氏果然夺取了曹魏的政权，这事在司马氏皇族中很有影响。因此，西晋建国初期，泰始元年（西元266年），晋武帝恢复了古代的分封制，封二十七个同姓王，以郡建国。晋武帝制定的王国置军制度，将封国分为大、次、小三等，不同级别可置不同数目的军，但各王无地方行政权。后来又让诸王出任地方都督，诸王多少有了行政权力，又有了数量可观的军队。之后不断扩大宗室诸王的权力。诸王可自行选用国中文武官员，收取封国的租税，如此一来，多位王掌握了封国的军政大权。

　　隋朝皇族为关陇集团成员之一的弘农“杨”氏，始于隋文帝杨坚，华阴人（华阴汉时属弘农郡，弘农因之成为天下杨氏的郡望），是西魏随国公、北周柱国、大司空杨忠之子，汉太尉杨震十四世孙。

　　唐朝皇族亦为关陇集团的成员陇西李氏，人又称“驰李”。因起府于太原，又称太原“李”氏。始于唐高祖李渊。李氏皇族与隋朝杨氏皇族有密切关系，李渊是隋炀帝的姨表兄弟。

　　唐朝宗室与汉代宗室在许多重要方面存在差异。第一，尽管唐代起初也像汉代那样将皇子们分封到各地，但是，到了8世纪初期，诸王及其子孙都被迁到了首都，安置在十个王宅和一百个孙院里。但这些宅院的使用时间并不长，安史之乱后，王宅没能继续维持。但这为后来历朝历代在京城安置宗室的做法开创了一个重要的榜样。第二，670年，唐代设置宗正寺，这是第一个专为监管宗室事务而建立的机构，后来历朝都有这样的监察机构，清朝的为宗人府，专门管八旗子弟等汉人之外的官司。第三，汉代的宗室，如果不能继承王、侯之爵位，实质上便与常人没什么差别；与汉代相比，唐代根据丧礼的五服，为宗室成员创制了宗正寺掌管下精细的五等制。这里额外说一下那些被唐朝赐给李姓的功臣，这些受赐者也是被包括在皇家的族谱之内的。

　　宋朝皇族为涿郡“赵氏”，起于宋太祖赵匡胤。太祖赵匡胤将父亲赵弘殷所生的五位亲兄弟全部封王，赵弘殷长子光济封曹王、次子匡胤即宋太祖、三子光义封晋王（即宋太宗）、四子光美封魏王、五子光赞封岐王。曹、岐二王早逝无后，赵匡胤亲写御书将在世三兄弟鼎分三派各立玉牒十四字、以别源流、以示子孙、虽至疏远、亦知昭穆、不失次序、并嘱‘吾族无亲疏、世世为缌麻’。这三派子孙根据宋太祖所定各十四字辈、循环不息地命名，至今仍保留此传统。

　　赵普所作的《御制玉牒派序》与太祖《大训》在同一天。里面的一首42字的诗包含了这十四字：若夫元德允克，令德宜崇，师古希孟，时学光宗，良友彦士，登汝必公，不惟世子，与善之从，伯仲叔季，承嗣由同。

　　元朝皇族为蒙古乞颜（起延）部，元代译为孛儿只斤氏，清代又译为博尔济吉特氏，源于成吉思汗铁木真，奇渥温姓。在清朝时期，由于满蒙联婚，后宫中有许多后妃皆出自此家族，如清太祖之寿康太妃；清太宗之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敏惠恭和元妃、懿靖大贵妃、康惠淑妃、太宗侧妃；清世祖之世祖废后、孝惠章皇后、淑惠妃、恭靖妃、端顺妃；清宣宗之孝静成皇后。

　　明朝皇族为“朱”氏皇族，本贯源自沛郡朱氏。后洪武帝明太祖朱元璋之父迁凤阳，故又称凤阳朱氏。由洪武帝明太祖朱元璋以子孙蕃众，命名虑有重复，乃于东宫和亲王世系，各拟二十字，一字为一世。子孙初生，宗人府依世次立双名，以上一字为据，其下一字则取五行偏旁者，以火、土、金、水、木为序，惟靖江王不拘。明朝规制，皇子封亲王，授以金宝、金册，亲王子封郡王，授以镀金银印、银册。

　　清朝皇族区分为宗室、觉罗。由清太祖努尔哈赤之父显祖塔克世起算，太祖及其兄弟以下子孙称“宗室”，腰系黄带子。塔克世之叔伯兄弟支系则称为“觉罗”，腰系红带子。革退宗室者系红带，革退觉罗者系紫带。

　　有宋一代，怎样使用或者不用皇族，特别是皇子，是所有当政者与生俱来的麻烦。厚待亲族，培养有经验而能干的皇帝，使帝位的传承和平的进行，避免对抗和兄弟相争，前朝玄武门之变让赵家人警醒，而这几大需求又互争雄长，想要彼此调和，即使不是绝无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

　　太祖建国之后并没有仿效汉代以及后来明朝的做法，将宗王派到他们自己的封地上去，而且，他还使用最亲近的家人掌握重权职位。后来的太宗担任开封府尹多年，在皇帝频繁的亲征期间，负责首都事务。973年，他被封为晋王，获得高于宰相的礼仪待遇。他的弟弟匡美以同样的原因先后担任兴元府（利州路治所）和京兆府（唐朝的首都，永兴军路治所）的府尹。同一年，太祖诸子中唯一成年的德昭继匡美之后任兴元府。

　　太宗烛影斧声继位之后，很快提升了廷美（按“金匮之盟”的约定，宋太宗赵匡义应该将皇位传给其弟赵廷美，但赵匡义登基后，隐匿“金匮之盟”的内容）和德昭（太祖之子，后来诸多小说中提到的八贤王是他的兄弟德芳，别弄混了）。廷美被任命为开封府尹（太宗以前的职位），先封齐王，又封秦王。德昭接替廷美任京兆府尹，封武功郡王。太宗还赋予两人在朝会死列班在宰相之上的荣誉。只不过，接下来两人的结局却很悲惨。

　　979年，在宋与契丹争夺幽州（河北）的战斗中，太宗要撤回首都，又怕敌人阻击，只带了小股随从秘密离开大营。当夜，人们发现皇帝不见了，谣言开始在不满的军队中流布，要立德昭为帝，太宗后来听说后大为不满。军队回到首都后，因为远征军以惨白告终，太宗迟迟不肯论功行赏。德昭提出疑问，太宗大怒，嘲弄他说：“要是我这个位置让你来干，论功行赏就不会那么久了。”恓惶的德昭当夜回到自己家后，割喉自尽。太宗正史上的记载是，他跑到尸体边，大哭道：“痴儿，你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他当时到底是真的悲伤还是假惺惺，这就不清楚了。

　　廷美的遭遇更为复杂。982年夏历三月，太宗接到密报说他弟弟和一小批军官密谋造反。他自诩不愿太过无情，于是只将廷美调离开封，改任京兆尹。至于廷美的合谋者则遭到降职处分，一一被流放。不久，赵普复任宰相，他报告说廷美密谋杀害太宗，这一次是和兵部尚书卢多逊等人。74名大臣廷议，主张处死所有的谋反者。但是太宗只是流放了卢多逊，幽禁了廷美，处斩了6名谋反者。廷美的儿子、女儿、女婿都受到了降级的处分。廷美抱怨自己的命运，结果被流放到湖北，很快就病倒，死在当地。太宗对他的死感到悲伤，给了廷美死后的哀荣，但是言语之间任然相信他有罪且不知悔改。

　　这些阴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太宗构成了威胁，已经难以得知。现在的学者们普遍认为，是赵普翻云覆雨的手腕决定了廷美的命运，因为，众所周知赵普反对兄终弟及，为什么到了太宗这里却自相矛盾，也不得不说赵普这人秉性好不到哪里去。具有皇位继承权的德昭，廷美被排斥出政治权利的中心，是血腥政治的必然节奏。

　　清代学者王夫之，曾经在《宋论》这本书里面对赵普这人做过精彩的叙述。

　　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薑斋，晚年居住在衡阳石船山，故又称“船山先生”。王夫之在明代灭亡之后隐居治学，著书多达一百余种。清晚期的重臣曾国藩极为推崇王夫之，他于同治初年（1862）在金陵刊刻《船山遗书》，使王夫之的众多著作得以汇聚流传。其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张子正蒙》《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通》《思问录》《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楚辞通释》《诗广传》等，《船山遗书》所收共七十种三百余卷。

　　一个王朝的兴衰，总是由善恶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善者之善，恶者之恶，不从长远的历史进程上看，只看一时一事，是不能真正认识到它的作用的。善者是正确的措施和制度，恶者是错误的措施与制度，而这都是由特定的人来完成的。所以史论所评只能以人为中心，以事为枢纽，而根本的着眼点就在于这些人与事对这个王朝命运所起的作用。

　　在宋代能做出正确决策、措施从而定下良好制度法规者，在王夫之看来，宋太祖是最值得称赞的。他说太祖为后世子孙定下三条戒律，每一个新继位的皇帝，都要进殿，在刻着三条戒律的石碑前下跪拜读，这三条戒律是：保全后周皇帝柴氏的子孙、不杀士大夫、不加农田之赋。王夫之说，有这三条，“不谓之盛德也不能”。这三条戒律的精神就是：“以忠厚养前代之子孙，以宽大养士人之正气，以节制养百姓之生理。”而要做到这三条，不用求别人，只需求自身就够了。只要自己心里相信并遵守这三条，就能使“治德蕴于己，不期盛而积于无形，故曰不谓之盛德也不能”。有了这三条，王夫之认为宋就“轶汉、唐而几于商、周”。汉代的文、景之治，再传而止，唐代的贞观之治，及子而乱，宋太祖从建隆年间改变了五代的乱世，让人民过上了安定的生活，直到神宗熙宁时才逐渐趋向衰弱，所以说超过了汉、唐而接近商、周。他认为这不仅要靠子孙的贤明和士大夫的襄助，更要靠家法的檠括以及政教和熏陶，所以自汉光武以外，要讲帝王的美德，没有人能超过宋太祖。

　　太祖用三条戒律确定的基本制度，后几代帝王还能遵守，但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就开始出现不少议论，到神宗熙宁时期就因为要进行变法，从而逐步舍弃了太祖求己不求人的治国精神，使太祖治国的德意逐渐泯灭。王夫之认为宋王朝的得失之枢、治乱之纽、斯民的生死之机、风俗的淳浇之原，就在这里，后来的帝王不明白这样一个至为简洁的道理，从而使宋朝的国运逐步走向衰落。

　　王夫之总结太祖的治国之道就是三点：简、慈、俭。内心没有分歧干扰，所以行动上就会简。用简明的政治来行慈，慈就不是用小恩小惠沽取人民的感恩。用简明的政治来行俭，俭就不会引起官吏的贪吝。孔子说的“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汉文帝、汉景帝没做到，宋太祖却差不多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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