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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曾国藩的终极选择


  曾国藩的这封亲笔信,前半段,是向关卓凡报告江宁退役湘军的“赎官”以及发送回乡的情形。

  曾国藩去江就直,留在江宁的退役湘军,犹如野马没了笼头,囊中金尽之后,不事生产、无以生业的,就开始骚扰地方,作奸犯科,成为江宁乃至两江的心腹大患。

  关卓凡谋之于曾国藩,威逼利诱,反复折冲,终于迫使曾国藩接受了以下方案:

  留在江宁的退役湘军,九品十八级,朝廷以最低一级三百两银子、最高一级五千两银子的价格,“赎回”他们头上、身上的一切顶戴、功名,然后,发送回湖南老家。

  而曾国藩“客气”,主动“降价”,“赎官”的最终的价格,定在最低一级二百两银子、最高一级三千两银子。

  其中曲折详细,本书前文已有长篇大论,在此就不赘述了。

  迄今为止,这件庞大而棘手的工程,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即是说,湘系在江宁的力量的百分之八十,已经被“连根拔起”了。

  换一种说法,江宁这个湘系的大本营,已经回到了朝廷的掌控或者说,进入了关卓凡的掌控之中。

  事实上,即便曾国藩不写这封信,江宁退役湘军的“赎官”以及发送回乡的情形,关卓凡也是清清楚楚的。

  两江、湖南都有详尽的报告,而“赎官”的资金,又来自于“江淮盐业公司”的利润,因此,关卓凡手上的数据,不论人数还是花费,都是精确到个位数的。

  曾国藩自然晓得关卓凡啥都晓得,但还是在眼疾初愈、目力孱弱的情形下,亲笔写了这封信。

  而且,一笔一划,一丝不苟一切数据,也是精确到了个位数,并同关卓凡掌握的数据,严丝合缝。

  当然,曾国藩做这份报告,即便在台面上,也没有任何毛病并没有任何越两江之俎、代湖南之庖的嫌疑,他本来就是奉了明旨,同两江总督、湖南巡抚一起,“实心协力”,办理此事的。

  数据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态度通过报告和数据表达的态度;而这个态度,在之后的一段话里,有着更加清晰、更加明确的表达。

  曾国藩说,发送回湘的退役兵勇之中,“惫懒之辈甚伙”,因此,不能不对如下一种可能性“预为之备”,即,一班散兵游勇,发送回乡之后,依旧不事生产,“金尽之后”,掉头返江宁,“故态复萌”。

  如是,一定要“不问情节轻重”,“立予捕拿”,“明正典刑”,“以儆后来”,断不可“恩不忍诲,义不忍割”!

  这个,“杜凶于渐,防妖于萌,则凶销妖灭,害除福凑”,不然,“小隙易弭,大忿难敉”,等到重蹈覆辙才亡羊补牢,必事倍而功半,“此朝廷、地方皆不可不慎者也!”

  看到这儿,关卓凡不由微微动容,感叹着说道:

  “‘恩不忍诲,义不忍割’切中肯綮!‘杜凶于渐,防妖于萌,则凶销妖灭,害除福凑’可圈可点!‘小隙易弭,大忿难敉’更是警句!”

  顿一顿,“涤翁苦心孤诣,老成谋国,以忠、以公、以正,我受教了!”

  “王爷金奖,”赵烈文说道,“中堂荣于华衮!”

  “惠甫,”关卓凡摇了摇头,“不敢这么说我是视涤翁如师的。”

  赵烈文微微俯一俯身,不再说话。

  关卓凡继续看了下去。

  很快,赵烈文就留意到,辅政王的眸子中,隐有光芒跃动。

  这是意料之中的较之前半段,信的后半段的内容,更加重要。

  “小隙易弭,大忿难敉”云云之后,曾国藩笔锋一转,几乎没有做任何的过渡和铺陈,便说道:

  我拜读辅政王的祭“江阴阎忠烈神将军”的雄文之后,“心绪激荡”,“扼腕击案”,“无以自已”,“乃嘱小犬端楷大字恭录之,悬于内室南壁”。

  “清夜梦萦,不能安枕,揽衣而起,举烛照壁,低吟慢咏,每至‘既不论周、殷,又何分旗、汉?今时今日,其惟知华夏矣!’即欲击案!即欲浮一大白!”

  “扼腕抵掌,绕室徘徊,长以太息,不知东方之既白。”

  关卓凡太意外了!

  他祭阎应元的那篇文章,早已传遍全国,其中满、汉之关节,真正才智之士,皆有所动、有所感,不过,这个事情太敏感了,再怎么“动”、再怎么“感”,也只能“默喻”,或者,只能在最亲密、最信任的朋友之间,私下底讨论,今日之前,还没有一个有分量的人士,就此做或公开、或直接的呼应。

  另一方面,关卓凡对于相关进程的推动,也是十分谨慎的一步都错不得的!因此,他并不亟亟于“有分量的人士”的桴鼓相应,若说话的人,身份不合适,说话的时机不合适,帮倒忙的可能性还更大一些。

  关卓凡曾经反复盘算过,第一个站出来“做或公开、或直接的呼应”的“有分量的人士”,会是谁呢?

  或者说,该是谁呢?我应该挑谁来做这个“第一个”呢?

  他想过很多人,满人不计,汉人中,左宗棠、李鸿章都在候选之列,但是,这个长长的名单中,从未有过曾国藩的名字。

  原因呢?

  很简单,第一,曾涤生是天底下第一个忧谗畏讥之人;第二,敉平洪杨之后,其心气已衰,不再有什么进取之心,满脑子想的,就是一个“持盈保泰”这是通天下都晓得的事情,算不得什么秘密。

  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在本朝第一敏感之事上,做出头鸟呢?

  还有,你看看这些文字,“心绪激荡”、“扼腕击案”、“无以自已”、“即欲击案”、“即欲浮一大白”、“扼腕抵掌”

  这像是一个最讲究“持志养气”的道学大家说的话吗?

  还有短短一段话,居然出现了两次“扼腕”、两次“击案”?

  嘿!

  另外,做文章最讲究起承转合,而如前所述,曾国藩的这封信,前后文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过渡铺陈,这

  这固然是因为曾国藩目力尚弱,没有多余的精力写废话,但是,是否也可以理解为因为“心绪激荡”、“无以自已”而“直抒胸臆”、“不藏不私”?

  “阿谀取容”、“闻风希旨”什么的,同曾涤生是扯不上关系的;而曾某人经已拜相封侯,且“相”是首辅,“侯”是世袭罔替,人臣的极峰功名,都已有了,再加上表里如一的清廉,若说他在功名富贵上头还有所求,天底下大约也没有一个人会相信。

  那么,这封信,这番话,所为何来?

  往下看。

  曾国藩说,“拜读”了辅政王的祭文后,回过头,再去“恭读”对法宣战诏书,更有所悟,真正能明白了,何以“我华夏为寰宇至坚忍果敢之族群”?何以“此役为我华夏淬火之役”?何以“我四万万华夏赤子,挥汗可成雨,众志可成城”?

  这三句话里头,都有一个“华夏”。

  很明显,曾国藩“所悟”之重点譬如,“我华夏为寰宇至坚忍果敢之族群”,重点不在“坚忍果敢”,而在于“华夏”。

  另外两句,情形仿佛。

  曾国藩的话里,有一个小小的BUG,“我四万万华夏赤子”,是关卓凡祭阎应元文中的话,对法宣战诏书相应的原话是,“我华夏赤子、志士仁人,恒河沙数”。

  这个BUG,不晓得曾国藩只是搞混了,还是刻意为之?

  不过,这似乎不重要,重要的是

  态度!态度!

  关卓凡亦不由“心绪激荡”了:

  不论原时空还是本时空,曾国藩都是那个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人,目下,在历史的大关节点上,第一个站了出来,对我的改天换日,桴鼓相应的,又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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