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七章 破口大骂的皇太后?是……
两宫皇太后的“帘”是“撤”了——她们如期交出了最高统治权,但是,她们拥有的巨大的威望,无论她们本人愿意如何,却是怎么也“撤”不掉的。
威望意味着权力,威望愈重,权力愈大,不论集权社会还是民主社会,概莫例外,只是集权制度之下,威望和权力的关系,尤其密切,“撤帘”的两宫皇太后拥有的威望,相当于她们“垂帘”时的权力——最高统治权的延续,区别只在于,她们是否有意愿、有必要行使这个隐形的权力。
相反,权力若无威望加持,不过无本之木,无根之萍,无足以恃。
最高统治权传承的过程中,在继任者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威望之前,某种意义上,大柄等同虚悬——前任虽然放了手,但是,并没有自动掉到后任的手里,只要前任愿意,随时可以将之重新握在手里。
如果,继任者是“负威望”的的话,那就更加不必说了。
威望是一种有着巨大惯性的物事,只要不发生特别的破坏性的事件,这个惯性,几乎相伴拥有者之终生——威望愈重,惯性愈大,愈难以将之同拥有者本人分割开来。
原时空,穆宗下旨修圆明园,距其正式亲政,不过九个月;驾崩,距其正式亲政,尚不到两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群臣目“撤帘”的两宫皇太后,其实和“垂帘”的两宫皇太后,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这就是为什么两宫皇太后“人走了,茶不凉”;为什么亲贵们宁肯“立幼”,也不“立长”——穆宗殷鉴在前,那些已经成年的“爷”,看来看去,没有一个靠谱的,为不重蹈穆宗的覆辙,还是“立幼”吧——请善尽职责的两宫皇太后继续执政。
那么,两宫皇太后巨大的威望自何而来?
自然是因为她们“善尽职责”,可是,她们俩的威望之钜,并不仅仅是“善尽职责”就可以一言蔽之的。
未免“注水”之讥,狮子就不替关卓凡展开论述了,挑两件事、三个人说一说吧,希望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一个是丁宝桢。
安德海被杀,是多种强大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过,始作俑者,是丁宝桢,最后下手砍小安子脑袋的,也是丁宝桢,按照常理来说,安德海之被刑,既然是慈禧在其“上升期”遇到的最大打击和最大危机,那么,她本应该对“凶手”恨之入骨才对,但事实上,丁宝桢帘眷不衰,慈安逝世、慈禧独裁之后亦如是。
杀安德海的时候,丁宝桢是山东巡抚,出缺的时候,是四川总督,身上还有头品顶戴、太子少保等一大堆荣衔,身后,朝廷追赠太子太保,谥“文诚”,入祀贤良祠,并在山东、四川、贵州建祠祭祀。
一个文臣能够得到的恤典,丁宝桢都得到了,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慈禧的御笔——“国之宝桢”。
赞誉之隆,无以蔑加了。
第二件事,是“午门护军殴打太监案”。
长春宫一个叫做李三顺的小太监,奉懿旨给醇王福晋送太后姐姐的中秋节赏赐——一盒月饼,出午门的时候,被护军拦住了,双方由言语冲突而肢体冲突,结果是——月饼打翻在地。
事情就这么闹大了。
如果要派责任,自然首先要派到李三顺头上——太监是没有出入午门的资格的,若有特殊情况,一定要走午门的,得“上头”特批,取得敬事房的“照门”——李三顺并没有这个“照门”。
不过,护军也不能说没有责任——无论如何,你们没有控制住场面,御赐的食品被打翻了,不能不说是严重的失职,上纲上线成“大不敬”,也不算过分。
可以想见,听了李三顺添油加醋的哭诉的慈禧,恼火到了什么程度,彼时,她正在重病之中,甚至嚷嚷出了“不想活了”一类的话。
慈禧坚持要杀护军。
这就过分了——护军固然有责任,但不论怎么说,不放太监出午门,是忠于职守,真杀了守午门的护军,就不仅是“枉法”,简直是颠倒黑白了。
亲贵和重臣都反对,可是,彼时的慈禧,病怒交集,已经失却常度,什么话也听不进去,最后,连慈安都屈服了,主张按照慈禧的意思办——她是真怕慈禧的病情,因此加重甚至激化。
她本人也好,国家也好,实在是少不得慈禧其人。
但是,办不了——刑部不奉诏。
刑部的“八大圣人”,一致认为,护军罪不至死,而且,板子不能打只一边儿,要办,就应该连太监一起办。
慈禧召见刑部尚书潘祖荫,没说几句话,就开始破口大骂。
慈禧的骂法儿,不是君主和皇太后的骂法儿,基本上就是失去理智的村妇骂街的那一套,从“你的良心都叫狗子给吃了”到“我要和你妈进行不可描述的行为”,云云,骂过了,甩手而去,留下潘祖荫一个人跪在那里,狗血淋头,昏天黑地。
接下来的事儿,比较有趣。
因为慈禧病重,无法视事,于是两宫皇太后商量,找几个亲贵重臣“帮着看折子”,名单出来之后,其中一人,大跌吃瓜群众的眼镜——潘祖荫。
所谓“亲贵重臣”,指的是恭王、醇王这个级别的亲贵以及几位军机大臣,潘祖荫不过一个刑部尚书,正常情况下,并没有“与闻机密”的资格。
潘祖荫是以南书房代表的名义,出现在这份名单中的。
不管怎么说,被狗血淋头之后,潘伯寅的“帘眷”,非但没“衰”,反倒还上去了?
嘿。
不过,事情并没有得到解决。
刑部坚持己见——“八大圣人”扔出话来,太后要杀护军,自己下懿旨好了,俺们只能维持原议,无法枉法改判;慈禧呢,坚决不肯“自己下懿旨”,一定要走刑部的程序,双方就这么僵住了。
事情迁延数月,最后,在慈禧病情好转、听得进话的情形下,“清流”发力,陈宝琛、张之洞上折,婉转进言,替圣母皇太后剖析利弊,慈禧最终回心转意,同意了刑部的判决,“不必加重”。
嗯,有的时候,“清流”还是能起到些正面作用的。
哦,对了,办理“午门护军殴打太监”一案的刑部“八大圣人”,为首的一位,叫做刚毅。
这个名字,想来各位书友都很熟悉的了,对,就是在慈禧晚年,备受信用,不遗余力替义和拳“转正”,终于惹出辛丑大乱的那个刚毅。
历史之吊诡和讽刺,令人尴尬而感慨。
不说这个了。
从丁宝桢、潘祖荫、刚毅的际遇,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以下事实的原因:何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以下无数人杰,皆对慈安、慈禧这两个女人——尤其是慈禧,俯首帖耳,死心塌地?
让我们来简单的数一数这两个女人取得的成绩:
第一,敉平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的农民起义——还不止,过后,国势非但没有如之前的历朝历代那样,一跌到底,反而掉头向上,出现了实实在在的“中兴”。
考诸二十四史,将中国的大一统王朝都扒拉出来,我们会发现,这是唯一的一次。
第二,不管您承认还是不承认,以下都是事实——中国这艘体量无比巨大的三千年航船,在这两个女人手里,开始了无比艰难的掉头转向,中国这艘大船,能够走到今天,乘风破浪,高歌猛进,伊始于一百五十年前那四只芊芊素手的吃力的转舵。
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个女人,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取得以上的成绩的?
第一,慈安、慈禧拥有的“最高统治权”,其实是打了很大折扣的“最高统治权”,其中只有决策权,没有办事权,而且,这个决策权,也是打了很大折扣的——她们的决策权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就是说,必得拥有办事权的人将折子递了上来,她们才能够决定取舍增减,她们自己,是很难主动推行自己心仪的政策的。
还有,她们也很难主动和外界接触、沟通。
这种情况下,上位者如果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就必须拥有异乎寻常的洞察力、判断力。
幸运的是,这两个女人——至少其中的一个女人——居然拥有这样子的能力。
第二,和关卓凡、恭王不同,无论原时空,还是本时空,慈安、慈禧两个,都是没有自己的“班底”的,她们的“最高统治权”的行使,主要依靠两点:—,不偏不倚,公正无私;二,极其高超的平衡技巧。
原时空,“班底”这个事儿,直到执政的中后期,慈禧才开始改弦更张,才开始有意识的培养诸如荣禄之类的“自己人”。
总之,这两个女人,以法律基础非常不牢靠、还打了很大折扣的“最高统治权”,做到了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拥有完整皇权的男性皇帝都做不到的事情。
她们的威望从何而来?就是从此而来——勤勉、明断、公正、无私,以及超迈前人的巨大功绩。
以上,基本是原时空的情形,本时空呢?
原时空、本时空,具体的情形,有很大的差异,但单就两宫皇太后的威望而言,却并无本质不同。
某些方面,甚至犹有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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