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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三零章 兄弟阋墙


  使团的正使叫做小笠原长行,乃是幕府的“老中”;副使有两位,一位叫栗本锄云,衔头是“外国奉行”,一位叫小栗忠顺,衔头是“军舰奉行”。

  “老中”是幕府的最高行政长官,辅助征夷大将军处理一切政务,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军机大臣。和军机大臣一样,“老中”也不止一位,常设三至四名,地位最高的叫“大老”,犹如中国的军机领班。不过,“大老”不是常设职位,安政七年,即1860年,“樱田门之变”中,大老井伊直弼被刺死,之后幕府就没有再任命“大老”了。

  “外国奉行”即相当于“外交部长”,“军舰奉行”即相当于“海军部长”。

  使团带来了幕府正式请求中国出兵“助剿”的国书,以及天皇准许幕府向中国提出这个请求的“敕许”;幕府指授使团签署抵押借款协议的授权书,还有德川家茂写给关卓凡个人的亲笔信。

  按照日本的幕藩体制,天皇是不可以直接和外界、当然也包括外国打交道的,什么话都得幕府和外面去说,签了协议,再跑到京都去请天皇“敕许”。

  乍一看,这个“幕藩体制”,和近现代国家的君主立宪颇有相似之处:幕府是政府,天皇是国家元首,“虚君”,“敕许”——就是签个字,不过是履行通过法案的最后程序。

  但实际上,两者根本不是一码事。

  近现代国家的君主立宪,君主和政府是二而为一的。政治体制是一元的。签署法案是君主的法定义务;但“幕藩体制”是一种纯粹的二元政治结构。在法理上,天皇和幕府,京都和江户,是相互独立的,签署法案并不是天皇的法定义务。

  事实上,法案没有天皇的签署也照样可以推行;只是有了天皇的签署,这个法案理论上才具有完整的效力。

  而天皇肯不肯签署这个法案,即是说天皇听不听幕府的话。完全取决于幕府的势力是否足够强大。

  这个“是否足够强大”,不是相对于天皇而言,“公家”——即天皇和他周围的贵族公卿,是没有自己的武装的,就是说,“公家”势力的绝对值,几百年来都是不变的。

  幕府的势力消长,是相对于“幕藩体制”中的“藩”,即大名们而言的。

  江户时代的早期,幕府对大名占有压倒性优势。天皇就很乖,将军说啥就是说。完全是个橡皮图章。江户后期,幕府逐渐走弱,特别是进入十九世纪以来,幕府财政愈来愈困难,“掌控天下”愈来愈力不从心。相反,“雄藩”们,特别是几个外样大名,如长州藩、萨摩藩、土佐藩,却愈来愈强大,此消彼长,天皇开始不听话了。

  究其竟,不过是对于天皇来说,外边有了强援,可以拿来平衡幕府的势力;对于“雄藩”来说,可以挟天子而向幕府要求更多的权利。

  比如,贝里“黑船来航”后,永嘉七年,即1854年,日本和美国签的《日米和亲条约》,也即《神奈川条约》,根本就没经过什么“天皇敕许”;但到了安政五年,即1858年,要签《日米修好通商条约》的时候,众议汹汹,幕府觉得自己一家子吃不住劲儿,就跑去找天皇签字。

  没想到孝明天皇闹起了别扭,死活就是不肯签。最后幕府没法子,时任“大老”的井伊直弼,在没有天皇“敕许”的情况下,硬是和美国人签了约。结果舆论哗然,政敌借此群起攻之。井伊直弼乃兴起“安政大狱”,大肆打压反对派,也因此种下了日后“樱田门之变”被刺杀的肇因。

  所以,这个“天皇敕许”,不是那么容易拿到的。特别是第二次长州征伐,和第一次征伐长州颇有不同。第一次征伐长州,是因为长州藩进攻皇宫,地道的“乱臣贼子”,幕府讨之,师出有名;这一次颇有人以为师出无名,不能算是“义师”,更何况还要向外国借兵?那不成了“里通外国”了吗?

  但正因为如此,才更要拿到这个“敕许”。今时不同往日,如果没有这个东东,长州藩更可高呼:“幕府才是乱臣贼子!”

  看幕府的国书,言辞恳切,但谦而不卑。里边自称日本为“小国”,而称中国为“大国”。关卓凡微微一笑,心说这个言下之意,是中、日只有大、小之分,没有上、下之别,日本不是中国的藩属,两个国家是平等的。

  再看德川家茂的亲笔信,自称“弟”,极美关卓凡之功勋,表示要和贝子同心协力,奠定两国兄弟邦谊万世不易之基。

  关卓凡想,是大国小国还是上国下国,是哥哥弟弟还是老子儿子,咱们打完了仗再说吧。

  接见日本使团之前,关卓凡先听取了徐四霖的汇报。

  徐四霖从日本一路陪着使团过来,海路反复,风波出没,人是更黑也更精悍了。

  “我和使团启程的时候,德川家茂已经到了大阪,建立了将军行辕,开始筹备征长事宜。德川庆喜则到了京都,出任‘禁里御守卫总督’,负责掌握上方情势。可以说,现在的幕府,已经从江户搬到了畿内了。”

  京都及附近地区称为“畿内”,大阪也在这个范围内。江户距长州藩较远,畿内则近得多,而且大阪是海港,从大阪出发,可以水陆并进,直逼长州。

  所谓“上方”,指的是天皇之所在,就是京都了。

  关卓凡微微一笑:“全力以赴啊。”

  徐四霖也笑了笑,说道:“是。不仅如此,在此之前,幕府发布将军敕令,要各藩‘清理内贼’,很是杀了些人。”

  这个“内贼”,指的当然是“尊王攘夷”一派。

  说来吊诡,剑指幕府,原时空最终陷幕府于灭顶之灾的“尊王攘夷”运动,始作俑者,是德川家自己的人。

  日本最早的“尊王攘夷”风潮,兴于幕府“御三家”之一的水户藩,幕后的推手,就是藩主德川齐昭。

  这个德川齐昭,就是德川庆喜的老爸。

  前文说过,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的继任人选上,有拥立德川家茂的“南纪派”,和拥立德川庆喜的“一桥派”,最终“南纪派”胜出,德川家茂继位为十四代将军。家茂上台后,“一桥派”颇受打压,包括领袖德川齐昭、德川庆喜父子本人。

  所以,水户藩玩“尊王攘夷”,根本目的是以此削弱“南纪派”的势力,是出于德川家内部权力斗争的需要,既非对天皇有啥特别感情,也非因为他们特别讨厌洋人。

  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持。这就是日本“尊王攘夷”的最初由来。

  上面提到的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就是“南纪派”的干将。《日米修好通商条约》签署后,率先向他发难的,正是德川齐昭为首的“一桥派”。井伊直弼大兴“安政大狱”,主要打击目标,也正是这一班人。

  而“樱田门之变”中刺杀井伊直弼的,是水户藩的脱藩浪人。

  兄弟阋墙而外侮生,水户藩没想到,“尊王攘夷”这把火烧掉的,是整个德川家,自然也包括水户藩自己。

  不需要等到伏见、鸟羽之战,现在这把火就要烧向水户藩了。

  “尊王攘夷”这个把戏玩到后来,水户藩的“尊攘派”过于投入,已经忘了本藩“尊攘”的初衷是什么了,真心实意地“尊王攘夷”起来。而这个时候,德川庆喜、德川家茂哥俩早已达成和解,德川庆喜已经成了幕府的实际话事人——这种情形下,你们还闹,可不是拆主子的台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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