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1章
9.211
军统的戴笠，执政党副总裁汪兆铭，好大的两座大山！这个时候突然都跳到面前，黄浩然觉得自己实在是红得有些过分。
相比汪兆铭这个没有实权的副主席，黄浩然觉得军统的戴笠才是他真心得罪不起的人物，对于特务和搞地下工作的人，黄浩然总是有一种先天的警惕，要不他也不会放手把隐发展的如此强大，实在是因为在21世纪，情报战决定了很多战争的走向。
“辛苦了！军队里的人都知道，戴局长的差事，可向来都不好办，实在是麻烦二位为我黄浩然跑这么一趟，谢谢，谢谢！”
就这么被黄浩然越过直接和军统的人打招呼，让汪兆铭觉得很没有面子，若是在平时，他早已拂袖而去，可眼下，为了影佐祯昭交代的事情，汪兆铭不得不耐下性子，继续等待。
倒是军统的人显得很有礼貌，虽然黄浩然先接待的是他们，但鉴于汪副主席的地位，军统的人表示愿意排在汪主席的后面。这也就是来了两个没分量的校官，若是戴笠亲自前来，军统是断然不会这么做的。
霸道，就是戴笠的代名词！
“既然这样，那就多谢二位的体谅...汪副主席，请吧......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
黄浩然越是对军统彬彬有礼，就显得他对汪兆铭更加的不礼貌，按照黄浩然这几年养成的官场涵养，面对汪兆铭这样的武汉政府高级官员，其实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
也实在是因为汪兆铭在历史上的名声太臭，黄浩然打心眼里不愿意和这个大汉奸多打交道，总觉得会污了自己的清名。算算时间，距离历史上汪兆铭叛逃，国外离开重庆的时间，已经剩下不多，这老小子不在家琢磨叛逃的路线，居然还肯替最高当局卖命，跑到战火纷飞的前线来出力。如此表现，可真不像个大汉奸的作为。
忽然间，黄浩然觉得自己对汪兆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想和这个汉奸好好聊一聊，从武汉的副主席，到南京伪政府主席，这样的心路历程，如果写出来一定会很有意思。
第四兵团的司令部，占据的本就是青石镇一户地主的院落，后院的屋子很多，听到黄浩然要和汪副主席私下谈话，李品仙立刻命令人找了一间僻静的厢房，卫兵推开门后，黄浩然发现，这里原先应该是地主家小姐的闺房，雕花的木床，红色的纱门，加上梳妆台上摆放的胭脂水粉，让他怀念起了和平的生活。
“刚才有记者问我打仗是为了什么？现在想想，所求不过是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关起门来过过小日子，耳鬓厮磨，然后养一堆孩子而已……”黄浩然边说着边拿起只桌上的胭脂盒，打开后放在鼻边闻了闻，再关上摆了回去。桂花的味道，于大美人的最爱，只是青石镇所处的位置偏了些，盒子里面的胭脂显得有些粗鄙，并不是什么老字号的出品。
“佑臣很懂得生活嘛！那些记者总是宣扬你如何能战，如何勇猛，搞得你好像又黑又粗的猛张飞一般，要是让我说，你更像周瑜，明明就是个儒将嘛......”
黄浩然在做这些举动的时候，汪兆铭笑眯眯的呆在一旁看着。对于黄浩然这样的将领，汪兆铭是十分欣赏的。特别是眼前这种独有的浪漫情怀。
汪兆铭甚至在心里想到，如果不是两边的政治立场相差太大，他们可能会成为知己。
民国的军界中不缺猛将，缺的正是这样的风流人物！
“汪主席谬赞了，我这样的人，哪里能和周瑜相比，充其量不过是个廖化，蜀中无大将，我来当先锋吧！”对于汪副主席的夸奖，黄浩然只是笑了笑，便轻轻翻了过去。太极拳打多了也会累的，他在期待着汪主席的转折。
“佑臣，如今的战局，你怎么看？有人说日本人已是强弩之末，武汉的胜利指日可待；也有人说，日本的国力还远未发动，咱们这场仗，依旧是必输的结局......”
听到汪副主席这样说，王浩然心想，到底还是来了，这才是今天的正经戏码。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胜负的事情我是不去想的，只管打好每一仗就是！”
滴水不漏的标准答案，可汪副主席不是那么外行的记者，对于黄浩然如此冠冕堂皇的回答，汪兆铭很不满意！
“此言差矣，不懂政治的将军，可不是好将领！军事和政治本就是分不开的东西，若是一场仗，已经注定了失败的结局，那即便是过程再轰轰烈烈，又能有什么意义呢？就像我们的国家，抗战才打了一年多，从上海到南京，然后是徐州，再加上华北，我们已经丢掉了大半个中国！4万万人民也起码有一半，已经沦陷在了日占区！再仔细想想这些地方，历来都是我中国的经济命脉，军事重镇，可以说，日本现在已经抓住了我们的要害，我为鱼肉!人家却已是刀俎！”
可能是处于封闭的环境让人觉得比较安全，也可能汪兆铭很久没有人和说过他的心里话，对于黄浩然明摆着是敷衍的几句话，汪兆铭的反应很激烈，完全是一副要辩论的架势。
“按汪副主席这么说？咱们干脆举手投降算了！还挣扎个什么劲？只可惜，南京城下的冤魂，外加上这抗战一年半以来牺牲的数百万国民，怕是死不瞑目喽......”对于汪兆铭的这套抗战必然失败论，黄浩然可没有什么耐心去听，因为他知道，最后的结局，将是中国人民战胜日本法西斯，取得最后的胜利，而汪兆铭这个失败论的鼓噪者，将作为中国近代最大的汉奸，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道不同不相与谋！
黄浩然以为他的这番话会让汪兆铭羞臊甚至激动，可汪副主席的表现却让人觉得有些出乎意料。
“死人，又是死人......这难道是好事情？民国数十年，军阀混战，死的人还不够多吗？而在这些人死了之后呢？中国还是那个中国！贫穷而又落后！佑臣！需知抗战易，而和平难！”
对面的汪兆铭似乎一下子陷入了某种梦魇，说的话就像是喃喃自语，只有最后两句的时候，才仿佛回过了神，提高了音调。
“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民族失败主义和混乱不堪的“民族主义”思潮是汪精卫对日议和的心理基础和诱因
长期以来，汪精卫认为：日本是个“强邻”，中国不可与之相比，“须知数十年来，中**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亦幼稚不完备”，故而主张对日本的侵略应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据此，他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妥协方针。
黄浩然想听听汪兆铭到底准备对他说些什么，所以没有直接给予强硬的答复，而是换了种稍微柔软的态度：
“这国战，和军阀混战毕竟不一样，面对名族存亡的关头，牺牲在所难免......”
对于黄浩然如此的回答，汪兆铭心里有些高兴，因为他在黄浩然的情绪中抓到了一丝黯然，这与他的低调俱乐部的情绪很一致。在汪看来，今天的这番话，才是黄浩然真正的内心。
“就按你说的，战争难免有牺牲，可全面抗战到现在，中国为什么一步一步的往后退呢？虽然这中间佑臣你也取得过几场大胜，可总体的趋势，却依旧是中国向后，日本向前！这不是三军不用命！更不是政府不努力！实在是因为中国比较日本的进步，足足迟了六七十年，眼下中国的国防力量根本不能挡住日本的侵略！然而，自‘九一八’以来，中国的外交方针又是怎样呢？不过是唱着强硬的高调，掩耳盗铃罢了！概括来说，既然从军事上不能挡住日本一步一步的进来，只能从外交上想办法，使我们退得慢些。”
黄浩然觉得汪兆铭目前说的这些话除了有些悲观，还谈不上是卖国言论，实际上国民政府之所以等到1937年才向日本正式宣战，高层的想法，未必没有和汪兆铭一致的地方。
也正是在这种妥协求和的思想指导下，汪兆铭才会在当行政院长时，亲手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和《何梅协定》，并认为他这样做，才是对国家负责的表现。
直到抗战爆发后，汪兆铭仍顽固地坚持其中国比日本落后六七十年，抗战必败的观点。他认为日本是“一个国富民强的国家”，中国“军事、经济一切社会组织及社会能力都落人后。”“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可知。”正是从这种看似中正，却事先设定了失败结局的“事事不如人”的国情观出发，汪兆铭觉得“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所以应该能和则和。”
打不赢就谈，谈不了就拖，还可以期待外部的调停嘛！可冰冷的现实已经给中国政府的高层抽了响亮的耳光，如今汪兆铭还要去感慨这些，说明这些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全面抗战之前，压根就没有孤注一掷的觉悟。
那就再给汪兆铭递个梯子，让他顺着爬，瞧瞧后面还有没有什么新鲜的......
“谈何容易，日本人既然已经占据了有利位置，又岂会轻易与我们谈判，需知，弱国无外交啊......若是在谈判中没有了话语权，这和投降又有什么分别？”
黄浩然的这几句，直指汪兆铭刚才那套理论中的要害，就如******在《论持久战》中批判亡国论者时所言：他们“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依据，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们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们的片面性；他们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们的主观性。所以在全体说来，他们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从这种没有根据的、错误的前提出发，汪兆铭叛国投敌就具备了逻辑起点和心理基础。
“不！这不是投降！而是政治智慧！求和并不是去投降日本当汉奸，而是欲待国力增强，具备抵抗日军的条件后再试图抵抗日本！”这一回，汪兆铭的情绪有些激动了，他觉得黄浩然是在挑战他的理论基础，想把他和投降派混为一谈，扣上卖国贼的帽子，这也是汪兆铭现在最担心的，对自己的曲线救国行为，实际上汪兆铭也没有把握......
“以我的主张，现在还不应该发动抗战。等我们有了飞机，可以答复敌人的飞机，我们有了大炮，可以答复敌人的大炮，到那时我们再打！这是黄种人的战争，最后的根本，还是种族的融合，日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以独立灭亡中国，一条是与中国协力共保东亚......”
又是一番疯话！黄浩然看着汪兆铭的眼神逐渐转冷。对于他刚才抛出来的提问，汪兆铭根本就没有回答，而是绕开了，这，分明是狡辩的伎俩。黄浩然觉得他现在有些看懂汪兆铭这个人了。
汪兆铭虽然很早受民族主义思潮裹胁、推动，投身政治斗争。然而从一开始，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构成就十分混乱，这里面既渗合有大汉族主义乃至沙文主义的因素，又不能区分帝国主义时期的民族斗争与以前的民族斗争的质的不同，且往往将民族主义误为种族主义。
辛亥革命前，汪兆铭就宣扬过：必须由单一民族建立“民族主义的国家”。在中国，须以汉族为主干实行民族同化；在国际上，凡有政治能力的民族，将要建设单一民族统一的国家，这就是民族主义。而民族帝国主义的含义是指本民族巩固后广收他族以求膨胀。正是从这种错误的民族世界观出发，“七·七”事变后，汪兆铭荒谬地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类比于元朝灭宋、清朝灭明。他说：“中国历史上为外族所侵略半亡者数次，全亡者两次，这些亡，不是侵略者将我们四万万人杀尽，能将我们四百余万方里毁尽，而是我们死了几个有血性的人之后，大多数没有血性的人，将自家的身体连同所有的土地，都进贡给侵略者，以为富贵之地。”当日本侵略者打出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旗号，妄图欺骗中国人民，汪兆铭便用以种族主义为核心的“大亚洲主义”的卖国理论相呼应，极力鼓吹：欧美白种人在吞啮了红色、棕色、黑色等有色人种之后，威胁了黄种人。中日同属黄种人，属同文同种，因此，中日之争是“兄弟之争”，“冤仇宜解不宜结”，完全可以“重归于好”，“只应为友，不应为敌。”从人种自救的目的出发，因为中弱日强，由日本为首领导，改造东亚是天经地义的。故而中日战争是“中国解脱英美侵略势力千载一时之良机。”
归结起来，汪兆铭混乱不堪的民族失败主义是其对日议和的思想动机和逻辑起点，对日投降，同流合污则是其变态的民族主义发展到极致后的必然归宿。
黄浩然不知道现在该说汪兆铭一些什么才好了，是表扬汪副主席已经站在了脱离凡人的高度，超越了国家民族，已经考虑到种族层面呢？还是直接称呼汪兆铭为疯子？
最后，黄浩然只好冷笑着不发表意见。
因为和精神病人的争吵，是不会有结果的！
“其实我早就说过的，我虽然是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可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权，要对日议和，我汪某人还不够分量......自卢沟桥事变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争，固然无法阻止，然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德国大使陶德曼居中调停，我觐见最高当局，他却推我去找孔祥熙，我堵了孔祥熙多次，孔始终不肯在倡议书上签字，致使调停难以为继...直到南京未陷落前……为此事写给最高当局的信，多达十封以上，当面也说过多次，然一次也未准！若是准了，南京城下何必增添那么多的死尸！”
汪兆铭此时已经进入了他自己的情绪当中，他只是愤怒的向黄浩然讲述着他曾经做过的事情，在他看来，没有实权的虚位，是对日议和迟迟无法进展的关键所在，而最高当局，更是本应站在最前面顶着风云的人物，却始终装作缩头乌龟，最后居然要他汪兆铭来背负卖国的罪名，实在是被陷害了。
“谋国者不应以难易定进止，更不能作个人毁誉打算！”
最后这两句，汪兆铭似乎是在评价最高当局，以表达他的不屑。但黄浩然却听出，汪兆铭言语中仿佛是在为他自己打气，为他未来做出的汉奸行为找一个理由。
为国家民族之存亡，而牺牲袭击的名誉去委曲求全，汪兆铭啊汪兆铭，你还真是个变态，明明是投降的行径，居然能美化的就像是壮士出征一般悲壮。
这人要是不要脸起来，还真是天下无敌啊！(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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