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财税改革之二
三月下半月和整个四月,朝廷主要职能部门都在紧锣密鼓地制定新的税收框架。
是的,仅仅只是“框架”而已,还不是细则。因为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长时间来完善。就目前而言,能整出大致框架就不错了。
四月底,户部尚书杜晓呈递了一份《税则》上来。
邵树德打开看了看,随后沉思良久。
“杜卿果有大格局。”邵树德突然展颜一笑,道:“你建议恢复宰相判三司的制度,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臣一心为公,不做他想。”杜晓答道。
邵树德微微颔首,他相信杜晓说的是真话。杜家兄弟也算老臣了,格局没那么低。
所谓宰相判三司,是唐代财政危机时出现的制度。
三司,即户部、盐铁、度支三个部门,前两者是来钱的,后者是花钱的。
唐中后期,因为叛乱多发,开支浩大,财政对于朝廷愈发生死攸关,于是令一位宰相“判三司”,专门理财。自此,这三个互不统属的部门由挂着“判三司”头衔的宰相直领,已经在事实上成了一个独立的财政收支机构。
唐末混战之时,朔方军的财政由供军使衙门管理,实行军事统制。
开国之后,逐渐移交回户部。
现在,作为户部尚书的杜晓建议,仿效唐代财政危机时的做法,专门建立一个征税、出纳机构,由宰相直领,提高其地位。
毫无疑问,这是把自己的权力往外剥离,不容易。
当然,话又说回来了。作为官场老油条,杜晓很清楚自己的权力来源是谁,他提出这样的建议,固然会被户部骂,但那又如何?圣人记着他的好就行了啊。
“租庸使这个名字不好,改成税务使吧。”邵树德又道:“两税法已历一百四十年,不是租庸调时代了。税务使之职攸关国计民生,可凭此职入政事堂为相。”
“陛下圣明。”杜晓赞道。
邵树德继续翻看《税则》。
朝廷税收,大概可分为田税、商税两大类。
田税顾名思义,面向农民征收,分户税、地税两大类,除少量现金外,大部分是实物,由地方官府负责征收。
田税中的大部分,如粮食,并不一定会解送至中央,因为长途转运消耗太大,如非必要,一般存于地方上的仓库内。
县有县库、州有州库、国有国库,户部会定期派人巡查、对账。
监察御史也有权力检查。
相对高价值或轻便的物事,如布匹、皮子、铜钱等,转运至中央的比例就高多了。战争频繁时,地方上甚至一点不能留,全部解送进京。
“前唐藩镇割据时期,定下了两税三分的原则,杜卿觉得如何?”邵树德的目光落在田税那一部分,问道。
两税三分的意思是收取到的户税、地税,三分之一留州,三分之一送使(节度使)、三分之一上供(解送朝廷),比例相当清楚。
“臣以为,诸道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杜晓说道。
这就是聪明人。
圣人提出分税制改革,不就是要厘定各道田税该怎么分润的问题么?
按照传统的两税三分的原则肯定是不行的了。
那样的话,留在地方上的田税将达到三分之二,朝廷只得三分之一。地方上有充足的资源搞建设,朝廷凭空少了一大笔收入,自然不开心。
说白了,就是中央与地方争抢资源的问题。
况且,诸道的情况确实不一样。
像安西、云南、辽东等道,就算将三分之二的田税留在地方上,也是合理的。
以安西道为例,当地还在打仗,屯驻了大批兵力,自己所产的粮食犹嫌不足,还需从外界输入,你再把田税运来运去,不是自找麻烦,徒增消耗么?
当地目前执行的实际是全部田税留道、留州的政策。
而没有战乱,或者说田税比较充裕的地区,则可适当提高一些比例,朝廷拿走一半甚至更多,都是可以的。
“朕亦是此意。”邵树德说道:“江淮诸道,太平无事,又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河北地平无垠,沃野千里,朕觉得一半以上可为上供,甚至更多。具体比例,你们再议一议。”
“臣遵旨。”杜晓倍感压力,这事没那么好办,怎么调整比例,都会挨骂。
假如圣人要从江南收走七成田税,而安西道田税全部留在当地,江南人能乐意么?这还算好的,在实际执行中,很可能还要给安西道补贴,也就是说他们自己的田税不够用,还需要从别的地方调入……
以江南之财赋,养北方之劲兵。这是圣人提出的基调,果然非常形象。
“现在说说商税。”邵树德招呼杜晓坐到他身旁,指着榷税一栏,说道:“你建议裁撤一些税种,甚好。一年收不到几个钱,反倒弄得鸡飞狗跳,百姓不安,确实该停征,甚好。”
榷税林林总总几十种,第一名年收几百万缗,最后一名年收几百缗。
虽然收得少,但一样扰民,徒增厌恶,可能征税成本都不能覆盖,不如取消。
对了,榷税是朝廷直接收取的,与地方无关。
如榷茶钱,可以理解为针对茶叶这种商品的消费税。
后世中国一共有十五大类的商品,如烟酒、鞭炮焰火、高档化妆品、珠宝玉石、成品油等有消费税,其他品类没有。
此时一样,盐、茶、漆、铁、煤等少数商品有榷税,大部分没有。
中唐以后,朝廷为了收盐税,派出榷盐使;为了收铁税,派出榷铁使。
最初只有这两种榷税的时候,朝廷专门设了一个盐铁使来总领这些税收。
盐铁使在各镇有分支机构,专事征税。
后来加入了茶税、漆税等,名字没改,仍由盐铁使负责。
这些直属于朝廷的征税机构,理论上与地方藩镇无关,藩镇也无权干涉他们的工作。征税遇到困难时,朝廷派往各镇的监军还要督促节度使协助征税、转运。
可以说,榷税才是朝廷财政的命脉,因为这是独属于朝廷的税收,无需与地方分润——理论上而已,实际情况较为复杂。
“诸般杂榷减免三十余万缗,然加征榷酒钱,是否合适?”邵树德问道。
“陛下,臣等以为,杂榷已废,百姓所受滋扰减少,而今只多收一个榷酒钱,当无大碍。”杜晓说道。
说完,他又详细解释了一番。
杂榷收不到几个钱,但税吏上门,趾高气扬,扰民极盛。
你减少一个杂榷,百姓受到的滋扰就少一分。
这么一算,罢免了十来个杂榷,百姓——主要是从事该行业的商人——的日子要好过很多,心里舒爽了。
在这种情况下,加征一个榷酒钱,委实算不得什么。
“前唐上一次收榷酒钱是什么时候,所得几何?”邵树德问道。
“唐文宗太和八年(834),收得156万余缗。”
“这个一百多万缗,不包括河北吧?”
“主要是关中、河南、江南等地。”
“国朝能收得多少榷酒钱,你们估算过么?”
“不下三百万缗。”
“酒税可不好收。”邵树德说道:“前唐榷酒钱之所以时收时废,不是没有原因的。”
简单来说,酿酒不是啥高科技。
老百姓在家里自己都能酿,真不一定需要去酒肆里买平摊了酒税成本的高价酒。
唐代征收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百姓私酿成风,屡禁不止。
官府一开始定了一斗酒收250文的税率,后来发现压根没法执行,因为人家不来买了。到最后,只能各自想办法。
比如长安官府就挨个上门,规定酒肆、酿酒户交一笔月钱了事,等于是征收固定金额的税款了,之前定的税率屁用没有。
有的地方试图控制酒曲的买卖,从这个角度入手征税,真是小机灵鬼。
有的地方为了完成朝廷定下的榷酒钱数额,干脆摊派到田税中,从所有民户那里收取。
朝廷一看乱象频生,于是就禁止了,免得竭泽而渔。
只有实在缺钱的时候,临时“吸一口”,缓过来后,立马停征,因为这种税收实在扰民,在破坏朝廷根基。
“榷酒钱算了。”邵树德想了半天后,最终决定放弃,只听他说道:“收不到几个钱,反倒损害朝廷威信,有害无益。而今天下升平,北地家家户户养牲畜,马匹买卖盛行,一个榷马钱,年入绢百万匹,就抵得上榷酒钱了。”
说到这里,又不得不提一下混乱的货币制度,这是真的坑。
因为历史遗留原因,从朔方军时代开始,马匹买卖就以绢来定价——不是铜钱、不是银元,而是绢。
绢的价格不一,便宜的二三百钱一匹,中等的500-800钱,贵的几千上万,交易、征税十分麻烦,但目前也没更好的办法。只能想办法让商户们慢慢改成银元票交易,这样一来,定价、交易、收税都更为方便。
“臣遵旨。”听到圣人不打算收榷酒钱后,杜晓记下了,准备回去后就划掉这一条。
同时也有些钦佩,圣人能在不扰民的情况下,生生创造新税种,还让人交得心甘情愿——如果没有大量的马匹交易,榷马钱也无从征收。
另外,随着煤炭的广泛使用,榷煤钱突飞猛进,增长的速度让人为之咋舌,从最开始的几万缗,到了现在的约60万缗,才稍稍平稳了一些。
榷碱钱,去年收到了十余万缗。这还是在税率极低的情况下收取的,那会为了鼓励草原卤碱进入中原,故免税或只征收极低的税款,将来肯定要慢慢提高的。
但煤炭和卤碱却已经让人离不开了,前者可以做饭、取暖,比买柴划算,后者关系到羊毛脱脂,都是生产生活中急需的。
圣人抓住了马匹、煤炭、卤碱这几项收税,确实是神来之笔。
“榷税是重中之重,年入千余万,无需与地方分润,是朝廷捏在手里的钱袋子。”邵树德又道:“你回去后,再与人琢磨琢磨,扰民的杂榷就免了。其他的照常征收,税率你们再议一议。卤碱的税率可以稍稍提高一些,但不能提得太多。毛皮可以开始征收榷税了,税率先不要定太高,免得吓坏人。总之再完善一下吧,待一切尘埃落定,朕就召开观风问对,届时东宫、理蕃院、枢密院的人都会来。”
“臣遵旨。”杜晓应道。
又说了一会话后,他很快退去了。
邵树德喊来了王彦范,道:“召齐王入觐。”
齐王邵观诚也回京了,参与到了这场税制改革之中。
邵树德给他分配了任务,即完善商税的另一大组成部分(关税和除陌钱)的细则。
前者是他的老本行,后者需要与其他部门协调,至今已近一月,是时候看看进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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