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8章 批判前明，不必留情

　　回到金京王宫将宫中生活安顿下来之后，郑克殷也应陈梦球的请求，将陈梦球、洪磊二人并沈种、何士龙、徐世威、蔡济一同召入宫中议事，又邀蔡机功、沈诚、毛兴等人旁听。

　　侧殿之中备齐了桌椅、茶菓，这自然是身为王的郑克殷礼贤下士的表示。

　　郑克殷与这九人互相拱手作揖。按照他的规定，青丘王与廷臣开小会议事之时，免跪拜之礼，平等相待。

　　众人陆续入座，其中陈、洪二人坐于侧首，最靠近郑克殷。

　　郑克殷知道在场的九位臣子当中，何士龙、徐世威作为内战中的“骑墙派”尚缺少忠诚度考察，每每小规模议事时他便都要将这些人召来，也是为了展现自己对他们的器重与信任。

　　在朱振勲开拓北境的时阵，拉关系之事，便需要郑克殷亲自来做——他也有意晚些时阵让郑克坦来协助。

　　众人落座之后，郑克殷便开门见山地说道，“诸位大人，我在胡金的时阵就收到陈、洪二位大人来信，询问有关于《中华简史》的一系列编纂问题。

　　“在我汉家传统之中，文史不分家，对史事的讲述与论评，代表着历朝历代的不同精神与态度，这也是我会对纂史一事高度关注的缘由。

　　“先前由于我和诸位大人分居金京、胡金二地，仅能通过书信往来，参详不易。我既携新收番民东征归来，便也应召开这场殿议，与诸翁议一议历史之事。”

　　这番话显然使在场众人很是受用，他们表情或欣慰，或欣喜，徐世威更是拱手表示，实在感谢殿下的信任。

　　陈梦球作为在场众人中最理解郑克殷思想之人，顺着青丘王的开场白说道，“我和洪大人收到殿下回覆，不少问题得以解开，也明白殿下在历史问题当中的基本看法。

　　“《中华简史》重点讲述和褒扬汉、唐，既因此二朝为汉家中原王朝最盛时期，又因二朝皆有与我瀛洲青丘国契合之精神，如汉代于统一问题上选择温和平缓的策略，不似暴秦那般急切、残暴；

　　“又如唐代于民族问题上开放、包容，包罗万象，胸襟宽敞，气象万干。

　　“大王回信中也明确指出，作为与汉、唐的对比，我们应对秦、宋等朝代持有批判态度，这一点我和洪大人亦颇为认可。”

　　何士龙和蔡济等人却有些不解，其中何士龙说道，“暴秦开天下暴政之先，理应口诛笔伐；

　　“然而宋代昌明、繁盛，又是当时代的汉家正统王朝，程、朱大儒……呃，还有诸多文人雅士写就传颂至今的赋文诗词，我们瀛洲青丘国因何缘由，要将其批判？”

　　大概是讲述的过程中已经意识到程朱理学正是宋代理应被青丘国人批倒批臭的一个原因，何士龙还是马上将话锋转走，称赞宋代的文艺成就。

　　郑克殷亲自做了讲述，“其实凝练而言，原因可以归为四点：

　　“宋廷背信弃义，以致民族对立相仇视；

　　“终宋一代崇文抑武，军事失败，终致屈辱灭亡；

　　“宋代君臣亦漠视民生，尽管航海商贸发达值得我们称赞，但宋人却生存维艰，以致民变四起。”

　　至于理学流毒，郑克殷声称阐述已足，便不赘述。

　　蔡济似是在消化这一番话，而后又问道，“既是青丘王殿下对历朝历代已有褒贬，那么纂史的难点，又在何处呢？”

　　郑克殷知道工课本身的难度便是其一：尽管不作为本年度科考的书目，但《中华简史》有着教化汉番众民之用，便不应拖延太久；

　　他也强调过这乃是一套“简史”，不必事无巨细地悉数记录，只需选取能够表达青丘国君臣观点的事迹即可。

　　那么洪磊在落笔之时，就须处处谨慎。所幸汉唐作为受大王褒扬的两代，尚且有不少事迹可谈，因而汉纪、唐纪两章都进展不错。

　　“难点的话，目前而言，有这么几点。”洪磊亲自做了解释，“其一，乃是我与陈大人专门去信问过殿下的上古之事。

　　“殿下已经给过答复，要求女娲造人、伏羲创德等事至商末之间的事皆一笔带过，只称‘有过一些君王和朝代’，而将这套《简史》的真正开头置于商周易代。

　　“尽管如此，陈大人却又发现新的问题，那便是包括五先贤在内的诸多贤人，都意爱用三代之治论及仁德、良政，像顾炎武先生的《日知录》便是如此。

　　“若是《简史》不谈尧、舜、禹，我始终担心学史的学子书生们便也没法理解。

　　“当然根据青丘王的指示，这一问题也并非无法解决，那便是我们将贤人言论汇编成《诸贤论政集》，可以加以编辑，去除有关尧、舜、禹的段落，可为权宜。

　　“其二，则是结合烈儒教神言故事，我们发现曾掌管东陆瀛洲的烈帝为求道德而西去神州，却历数干年未归，直至我们明人渡海而来，其中缘由，尚难理解。

　　“其三，则是对于前明，是尊是贬，仍未有论。

　　“这些问题，还请青丘王与诸位大人不吝赐教。”

　　郑克殷听过之后，点头道，“对于这些问题，我也的确有过一些思考。

　　“其中被诸贤屡屡论及的三代之治，完全避而不谈也的确并不可取，我们应当做一些更妥善的处理，那便是在讲到‘有过一些君王和朝代’时，或许可以列举唐尧、虞舜正是其中代表。

　　“至于正面的禹和反面的桀，我们不在《简史》正文中提及，但可以在《诸贤论政集》中作为附注来做讲解。

　　“这些问题我也未有定论，仅作为一些思考，我们可以多加参详。

　　“烈帝西去数干年不归的问题，我目前仍未想到最好的回答，可能也需要诸翁相共，看看如何结合烈儒教神言和《简史》内容来解释。

　　“对于前明，那是毋庸置疑的汉家正统大一统王朝，且是我们瀛洲得到天命的由来，因此对于明代，我们始终要保持敬意。

　　“然而明、瀛两朝相异之处颇多，一味尊明，只会使我们重蹈其覆辙，以致最终民不聊生，御虏无力，终要败亡。

　　“我们一方面要褒扬明代在宋元之后再造中华，重续汉家烟火，另一方面，也要批判明代过失，包括严苛的明律，失败的财政，封闭保守的海事政策，以及腐朽落后的儒教观念。

　　“这些问题，瀛洲王朝尤其是我们青丘国，是绝不可再犯的，否则我们必将步步沦亡，一如中原大地遭鞑虏践踏那样，我们扶桑大地也将遭红夷侵亡。

　　“自由的人民，工商皆本的经济政策，对走向海洋的渴望，对腐朽理学的批判与对民本思想的重新发掘和振兴，这些是我们瀛洲王朝的立国之本，与前明形成了鲜明对照。

　　“因此，我们对明朝这些方面的批判，不必留有情面，否则颠倒是动摇我们自己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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