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9章 潜在的危机（一）

在前世，沙立于1963年逝世后，其追随者他哝·吉滴咔宗与巴博·乍鲁砂天联手接管了国家权力。在正治体制和国家政策方面，他依1巴博政权基本上是萧规曹随，全面继承了沙立掌权时期的执政方略。得益于“泰式皿煮”井然有序的层级结构，他侬1巴博政权的前期统治相当稳定。但问题在于，“泰式皿煮”层级结构的稳定性具有明显的静态特征，需要建立在各派正治力量对比保持相对恒定的基础之上。这在社会1经济发展缓慢的传统农业社会，或许还不是问题，但在工业时代却是根本性的弊端和缺陷。随着20世纪60年代暹罗社会——经济的工业化进程，原先依附于军人集团的各派利益集团得到重要的发展契机，从而改变了他们与军人集团的正治力量对比。在他侬—巴博专制统治的后期，曾经长期垄断正治决策权的军人集团，开始明显感受到正治多元化的分权要求和改革压力。其中，最主要的正治压力来自于王室--保皇派、曼谷政商集团，以及外府的地方豪强势力。

从1932年皿煮革命起，王室保皇派就1直被军人集团所压制。在先后经历了1933年波翁拉德叛乱失败、1935年拉玛7世退位、1939年正治大清洗、1946年拉玛8世意外身亡、1951年政变废止“保皇宪法”等1系列正治事件后，暹罗王权的社会声望与正治威信都陷人低谷，甚至面临被彻底边缘化的正治危机。拉玛9世继位后，依靠其娴熟的正治手腕，不仅在20世纪50年代从容应对了政变团的正治攻势，保住了王室保皇派的正治元气，而且还利用沙立建构“泰式皿煮”体制的契机，促成了王权的正治复兴，并以其近乎完美的人格魅力，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拥戴，从而为王室保皇派再次成为正治主导力量奠定了坚实基础。

普密蓬·阿都德，1927年12月5日生于霉国马萨诸塞州，系拉玛5世朱拉隆功之嫡孙，拉玛8世阿南达·玛希敦之胞弟。1946年拉玛8世驾崩后，普密蓬依照《王位继承法》的规定继承人统。1950年5月5日，曼谷举行隆重的登基大典，普密蓬正式加冕成为暹罗国王，尊号拉玛9世。1951年11月，拉玛9世结束在瑞士洛桑的旅居生涯，准备归国亲政。但在他归国前夕，却惊闻国内政变，1949年“保皇宪法”被废止，1932年强调“虚君立宪”的民党宪法再次颁行，王室—保皇派先前的正治优势不复存在。

面对军人集团突如其来的正治攻势，初涉政坛的拉玛9世理智地选择了“周旋”，而不是“决裂”，从而有效地保存了王室保皇派的正治元气。

1951年12月，拉玛9世回銮，以“签署王室政令承认政变及其相应举措的合法性”为谈判筹码，以“国王退位”为正治底牌，开始与政变团进行艰难的磋商，旨在“通过拖延的方式获得正治补偿”。政变团内部并不团结，披汶派与沙立派都对屏--炮派的强势深感不安，担心其会乘机吞并王室1保皇派的正治版图，从而形成“独大”格局，影响到两派的正治利益。这就为拉玛9世的正治周旋提供了有利条件。

由于绝对实力的明显差距，拉玛9世未能阻止政变团的掌权和1952年“保守宪法”的颁行，并且失去了1949年宪法赋予国王的国家事务管理权。不过，他还是尽可能取得了部分正治补偿，特别是重新掌控了对王室内部事务的管理权。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项。

首先是对枢密院大臣的自主任命权。1952年4月，拉玛9世任命了全部由坚定的保皇派人士组成的枢密院，从而使得这1国王私人咨询机构成为了王室1保皇派的正治大本营和舆论阵地。对此，政变团虽颇有微词，但也无可奈何，因为“任命枢密院大臣系宪法规定之国王权力，不可干涉”。其次是对王室财产的自主管理权。拉玛9世所掌握的财产包括两部分：其1是继承自父亲和祖父的个人遗产，其2是由王室财产局托管的王室财产。

从19世纪末起，暹罗王室就在不断投资工商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朱拉隆功创设的泰国首家银行“通罗商业银行”,以及拉玛6世创建的暹罗首家水泥厂“暹罗水泥公司”。前者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是暹罗第4大银行，后者至21世纪都是暹罗最重要的超大型企业集团。王室财产局所掌控的巨额财产，为拉玛9世的正治活动和慈善事业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使其能够摆脱政府预算的约束和“谁来为王室买单”的舆论质疑。

1952~1957年，王室—保皇派始终处于政变团的正治压制之下。对此，拉玛9世后来曾回忆指出：“当我希望发言时，他们会说‘国王陛下，您什么都不懂’，于是我只能闭嘴。虽然我了解情况，但我只能闭嘴。”尽管披汶派起初主张对王室保皇派采取绥靖政策，希望争取拉玛9世的配合以压制屏--炮派的正治扩张，但是，披汶所信奉的“虚君立宪”原则，以及1939年披汶对王室保皇派进行正治清洗的历史宿怨，都使其很难与拉玛9世达成实质性的正治谅解和互信。因此，披汶执政中后期，披汶派与屏--炮派的政策立场逐渐趋同，从而形成对拉玛9世的正治封禁，以防“国王权威”的可能复兴。对此，有识之士指出：“可能应将其（国王）视为囚犯，而不是隐士”。政变团不仅不同意王室保皇派任何有关国王出访的动议，以避免再次出现国王驻留海外拒绝回銮的正治被动局面，失去对拉玛9世的直接掌控；而且对拉玛9世前往暹罗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巡视的计划也是百般阻挠，以避免王室1保皂派借势提高国王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威信。披汶以财政困难为由拒绝拨付出巡费用，炮更以安全措施不完善为由限制国王离京，并在王室成员周围安插了众多“名为护卫，实为监视”的贴身保镖，从而使得拉玛9世夫妇的出巡计划根本无法达成预期目标。

对于政变团的政治压制，拉玛9世采取了“韬光养晦”的策略，对外表现出安于现状的低调姿态，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更多时候都在闭门研修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从而为20世纪60年代的“1鸣惊人”奠定了坚实基础。不过，拉玛9世也不是毫无原则地妥协，而是在坚守核心政治利益方面始终保持强硬立场。特别是在国王传统的“佛家庇护者”权威方面，拉玛9世更是毫不退让。1956年10月、拉玛9世遵循暹罗传统举行了盛大的剃度出家仪式，从而郑重表明他将信守“国君十德”的佛家治国理念——

值得1提的是，拉玛9世的剃度出家仪式是沈佛子与暹罗国的大德高僧联合主持！

1957年5月，拉玛9世对披汶谋夺“佛家庇护者”地位的意图，予以坚决抵制，甚至拒绝出席“佛历2500周年”庆典，以示其强硬立场。当时的沈万福仍在东京城郊外的清水庄园统筹各方，得知了此事后，当即接受了拉玛9世与沙立2人明暗两次邀请，重新回到曼谷与拉玛9世以及暹罗国内的众多大德高僧共同主持“佛历2500周年”庆典，以此来击碎了披汶统治集团从拉玛9世（暹罗王室）夺走“佛家庇护者”地位的阴谋！

沙立掌权后，摒弃了1932年皿煮革命后形成的民主宪政体制，转而推行“泰式皿煮”体制，因此迫切需要王权的正治合作以构筑复合式权威，从而为其提供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这就为王权的正治复兴，提供了重要契机和有利条件。从政治结构来看，“泰式民主”的复合式权威就是通过对"国王权威”的拆解和重组，建构军人集团与王室—保皇派的政治共生关系，从而分享“神王——法王”传统权威所赋予的合法性资源。虽然在“泰式皿煮”体制下，王室保皇派的“国王权威”将为军人集团所用，从而有可能影响到王权的社会声望和正治威信。但是，相比于在宪政体制下“国王权威”必为“国会权威”所取代的宿命，特别是对于20世纪50年代陷入低谷的王室保皇派而言，联手军人集团显然是最合理的次优选择。

基于正治共赢的理性预期，拉玛9世与沙立达成了持久的正治默契。

拉玛9世为1957年和1959年政变以及沙立执政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合法性授权；作为回报，沙立掌权期间给予拉玛9世以前所未有的特权和礼遇。相对宽松的正治与社会环境，为拉玛9世的王权复兴铺平了道路。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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