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刺青文化
古代诗歌的审美向度到中晚唐已蔚为大观,五言如“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韦应物),再如“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温庭筠);七言如“宝马鸣珂踏晓尘,鱼文匕首犯车茵”(刘禹锡),又如“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白居易)。尤其是白居易的诗,有着这个帝国最庞大的热爱者。如果他开微博的话,粉丝必然是超过李白、杜甫的,李商隐也不在话下。
除奇闻怪谈外,《酉阳杂俎》中还有大量的唐朝社会新闻,段成式以别样的视角,记载了白居易受欢迎的程度:“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肤挠,自颈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成式尝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记。反手指其札处,至‘不是此花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又‘黄夹缬林寒有叶’,则指一树,树上挂缬,缬窠锁胜绝细。凡刻三十余处,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为‘白舍人行诗图’也。”
晚唐时,荆州有市民叫葛清,是白居易的狂热粉丝。狂热到什么地步?在他身上,自脖子以下刺了三十多首白居易的诗,同时还配有插图,最终促成“体无完肤”这个成语的诞生。如在“不是此花偏爱菊”一句旁刺了幅画,画上有人手持酒杯,站在菊丛前;又刺有诗句“黄夹缬林寒有叶”,所配插图是棵古树,叶如彩色丝帛,绘工精繁,令人叫绝。类似的诗画,在全身上有三十多处。段成式居荆州,与朋友夜宴,曾亲自找来此人,现场观看了身上那些诗画刺青,大家称之为“白舍人行诗图”。
这则来自唐朝的新闻神奇如此。放到现在,必然是报纸社会新闻版的头条。
新闻中除道出葛清如此迷恋白居易的诗歌外,还传达出另一个信息:作为唐朝城市里的流行时尚,刺青在生活中是多么普及。
刺青,或称文身,作为一种民间习俗,古来有之。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古越国,其民“断发文身”。作为一种图腾文化,刺青最初跟自然崇拜有关,被认为具有避邪的功能。再后来,功能渐渐具体,成为一种刑罚,即“黥刑”。直到西晋时,法律还规定:“奴始亡,加铜青若墨,黥两眼;从再亡,黥两颊上;三亡,横黥目下,皆长一寸五分。”段成式的三从兄,唐德宗贞元年间出行,随从在地上拾了数片颅骨,欲以其为药引,其中一片上就写有“逃走奴”三字,“痕如淡墨,方知黥踪入骨也”。
刺青的民间化开始于唐朝,不但流氓喜欢,而且文人也喜欢,技术水平也越来越高,成为被欣赏的艺术妆饰。所刺内容,主要为动物、人物、花树、佛像、文字。到北宋,作为刑罚的刺青依旧存在,宋江哥哥和杀人狂武松,犯案后脸上不就被刺了字吗?虽然是文学作品中的角色,但并不影响对所处时代风尚的反映。同时,妆饰功能更加突出了。史进、燕青、鲁智深身上莫不有精美的刺青。李师师看完燕青背上的刺青后爱慕不已,当时就有了私奔的念头,由此可见刺青之魅力。南宋后,刺青渐渐淡出生活的视野。再到后来,刺青者被习惯性地认为是黑道人物的标志,成为审美文化中的禁忌。当然,现在又当别论了。
《酉阳杂俎》中,不仅仅记载了葛清的故事,还有其他令人叫绝的,不妨摘引如下:
上都街肆恶少,率髡而肤札,备众物形状,持诸军张拳强劫,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脾击人者。今京兆薛公上言白,令里长潜部,三千余人,悉杖煞,尸于市。市人有点青者,皆炙灭之。时太宁坊力者张斡,札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阎罗王”。又有王力奴,以钱五千,召劄工可胸腹为山亭院,池榭、草木、鸟兽,无不悉具,细若设色。公悉杖杀之。
长安市井多恶少,喜欢刺青,一人名叫张斡,左右胳膊所刺的字样确实酷。
蜀小将韦少卿,韦表微堂兄也,少不喜书,嗜好札青。其季父尝令解衣视之,胸上刺一树,树杪集鸟数十,其下悬镜,镜鼻系索,有人止侧牵之。叔不解,问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读张燕公诗否?挽镜寒鸦集耳。”
成都小将韦少卿,不爱读书爱刺青,胸前刺一棵大树,枝上落着数十只鸟;树上垂下一面镜子,镜鼻上系有一根绳子,其绳引至一侧为人所牵。人问其意,答:没读过玄宗时宰相、燕国公张说的诗么?其中一句叫“挽镜寒鸦集”!宰相张若天上有知,当感动得再死一次了。
崔承宠,少从军,善驴鞠,豆脱杖捷如胶焉,后为黔南观察使。少,遍身刺一蛇,始自右手,口张臂食两指,绕腕匝颈,龃龉在腹,拖股而尾及骭焉,对宾侣常衣覆其手,然酒酣辄袒而努臂戟手,捉优伶辈曰:“蛇咬尔。”优伶等即大叫毁而为痛状,以此为戏乐。
崔承宠官至黔南观察使,少年时曾在身上刺蟒蛇,蛇头在右手,经胳膊,在脖子上缠了一圈,往下盘桓于小腹,再向下直至小腿方止。平时会见宾客,往往用衣袖将手上的刺青盖住,但喝醉后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常举手伸腕,抓住表演节目的优伶取乐:“让我身上的蟒蛇咬你,信不信?”做到黔南观察使官已是不小了,但身上仍保持刺青,可见唐时这一时尚多么流行。
贼赵武建,札一百六处,番印盘鹊等,左右膊刺言:“野鸭滩头宿,朝朝被鹘梢。忽惊飞入水,留命到今朝。”又高陵县捉得镂身者宋元素,刺七十一处,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贫,苦将钱物结交亲。如今失路寻知己,行尽关山无一人。”右臂上刺葫芦,上出人首,如傀儡戏郭公者。县吏不解,问之,言葫芦精也。
奇异的是,二盗贼于臂膀所刺之诗,都被收入《全唐诗》。
李夷简,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赵高好斗,尝入狱,满背镂毗沙门天王,吏欲杖背,见之辄止,恃此转为坊市患害。左右言于李,李大怒,擒就厅前,索新造筋棒,头径三寸,叱杖子打天王,尽则已,数三十余不绝。经旬日,袒衣而历门叫呼,乞修理功德钱。
成都无赖赵高性好斗,曾入狱,因其后背刺有佛教毗沙门天王的画像,官吏不敢杖打其背。这倒不失为一种躲避杖刑法。不过最后还是挨棍子了。
蜀将尹偃营有卒,晚点后数刻,偃将责之。卒被酒自理声高,偃怒,杖数十,几至死。卒弟为营典,性友爱,不平偃,乃以刀嫠肌作“杀尹”两字,以墨涅之。偃阴知,乃他事杖杀典。及大和中,南蛮入寇,偃领众数万保邛峡关。偃膂力绝人,常戏左右以枣节杖击其胫,随击筋涨拥肿,初无痕挞。恃其力,悉众出关,逐蛮数里。蛮伏发,夹攻之,大败,马倒,中数十枪而死。初出关日,忽见所杀典拥黄案,大如毂,在前引,心恶之。问左右,咸无见者。竟死于阵。
将仇人的名字纹于身上。
房孺复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浓妆高髻,月给燕脂一豆,粉一钱。有一婢新买,妆稍佳,崔怒曰:“汝好妆耶?我为汝妆!”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烧锁梁,灼其两眼角,皮随手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脱,瘢如妆焉。
一个生性嫉妒的女人,不叫身边的女婢梳高髻,化浓妆,有一新来的婢女不知规矩,化妆稍浓,引得该妇大怒:“你不是好化妆吗?我给你化!”于是叫人刻其眉,用青颜料填上,又将锁柱烫热,用其烤婢女的眼角,后于伤口处敷上朱粉,及至肉痂脱落,伤处一如所化的浓妆。
近代妆尚靥如射月,曰黄星靥。靥钿之名,盖自吴孙和郑夫人也。和宠夫人,尝醉舞如意,误伤邓颊,血流,娇婉弥苦。命太医合药,医言得白獭髓,杂玉与虎珀屑,当灭痕。和以百金购得白獭,乃合膏。虎珀太多,及差,痕不灭。左颊有赤点如意,视之更益甚妍也。诸婢欲要宠者,皆以丹青点颊而进幸焉。今妇人面饰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制以掩点迹。大历已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辄印面,故有月点、钱点。
唐朝女孩喜欢化一种叫“黄星靥”的妆,即以丹粉点面颊,形似酒窝。此外,女孩还喜欢作“花子”即梅花妆,起自上官婉儿。当时,婉儿因伤及额头,留下伤疤,乃于伤疤处刺了一朵梅花作掩饰,谁知该妆竟风靡宫廷,传至民间,中唐时已成女孩化妆的首选。另外,唐代宗大历年间之前,嫉妇们在家庭生活中一不如意,便喜欢在丫环或小妾脸上作月亮或铜钱状的刺青,时称“月点”“钱点”。
唐朝时,长安、成都、荆州是三大刺青地。
这三个地方,段成式都长时间生活过。长安为首都,刺青风尚自然立于潮头,但工艺最精妙的却是成都和荆州。成都的刺青在色泽上冠盖天下,鲜亮明艳得犹如卷画,段成式曾问其秘诀,有小工答:只不过是用质量最上乘的好墨罢了。从中唐开始,由于市场需要的增加,产生了一个新职业场所:刺青作坊。在荆州,贞元年间,从事刺青的手艺人就研发了一种万能印,上面有一排排刺针,可随着魔方般的转动,任意使用所需要的。
从中唐时代起,一些贵族女孩也开始在肩膀上刺花朵与水果了,比如芍药,再如牡丹,又如小巧的樱桃与爆裂的石榴。
关于刺青的故事,该说的都说了。
现在,还是回到开篇的葛清身上,顺着所刺的那一首首诗,追寻一下白居易的人生路程吧。为什么从市井上的葛清,到大明宫里的皇帝,从日本的留学生,到夜宴的座上宾都狂热地喜欢着他的诗?如果一个人的作品被高端人士喜欢,那么很正常;如果一个人的作品被大众喜欢,更没什么奇怪的。但是,假如一个人写的东西,同时受到高端和大众的迷恋,那么这个人就值得研究了。
白居易,字乐天,祖籍山西,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生于河南新郑,也就是阳历的2月28日,李白、王维的阳历生日也是这一天。双鱼座的白居易聪慧而刻苦,细腻而敏感,又有刚直一面。跟成长在“安史之乱”后的唐朝青年一样,他还有家国的情怀,希望通过努力,重现大唐盛世。不满二十岁时,白居易去长安漫游过一次,拜见了老诗人顾况,留下那个著名的典故。顾:“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看完白诗后,又言:“有才如此,居又何难!”
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白居易二十八岁,入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因诗赋才华横溢,一考即中。他被授予的第一个官职是秘书省校书郎,负责在皇家图书馆校对订正典籍。按仕途惯例,进士在朝廷干过一段时间后要到基层锻炼,白居易随后做了长安附近的周至县县尉。在周至的日子,白居易笔耕不辍,写出人生第一首杰作《长恨歌》,一夜之间名满长安。接下来,陆续做了翰林学士、左拾遗(谏官)、京兆府户曹参军(长安财政局长)、太子左善赞大夫(东宫太子的属官)。做左拾遗时,刚直方正,赢得了名声,也得罪了人。随后,就到了对诗人来说极为重要的元和十年(公元815年)。
这一年夏六月,藩镇李师道派遣刺客潜入长安,在力主削藩的铁腕宰相武元衡入朝途中将其刺杀。这是自古以来未有的事件。白居易怒发冲冠,第一个站出来向皇帝上疏,要求全力捕捉刺客。
在我们看来,不但没错,且忠烈可嘉。但官场的规则,白居易忘了;他做谏官时得罪过的人,白居易忘了。所以,有大臣站出来指责白居易:白担任太子左善赞大夫,是东宫太子属官,而宰相被刺后,上疏言事的应是朝廷谏官,白居易先于朝廷谏官上疏,破坏了朝廷规矩,也就是说越位了。就在这时候,还有人向白居易砸去更重的石头,这就是“不孝”的罪名,称白居易之母因看花落井而死,白在守孝时却写下与花、井有关的诗歌……
各种看着白居易别扭的人暂时团结在一起。这样一来,宪宗皇帝也骑虎难下,于是贬白居易为江州刺史。江州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在唐时非常重要,属中上等州,可以看作皇帝的照顾。但白居易刚出长安,时任中书舍人的王涯(死于“甘露之变”的那位宰相)落井下石,对皇帝说,不孝的人怎么能做一州刺史?宪宗只好追加了一道命令,再贬白居易为江州司马。
命运仿佛跟白居易开了个玩笑。他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即使先于谏官上疏,不合朝廷规矩,也罪不至此吧?后来我们看《唐律疏议》发现:这确实不构成罪名,何况上疏的背景是宰相被刺这样的特殊事件。他更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落井下石。一路行船,白居易陷入巨大的迷惘。还好,途中收到挚友元稹的书信,山水间孤立无援的白居易一时间热泪盈眶。
此时白居易诗名天下皆知,江州刺史对他非常照顾,所以白居易虽官为司马,但实际上是非常闲的。他常一人独上庐山,那里有著名的东林寺。白居易在山上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别墅。幽谷花树间,白居易访僧问道,流连忘返,“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但实际上,诗人仍意气难平,在与妻兄《与杨虞卿书》中,他这样写道:“(武元衡被刺后)皆曰:丞郎、给舍、谏官、御史尚未论请,而赞善大夫反忧国之甚也?仆闻此语,退而思之:赞善大夫诚贱冗耳!”
转年秋天的一个傍晚,白居易于江边送客,萧瑟秋风抚过,诗人感到一丝人生的寒冷。然后他就看到那传来凄美琵琶声的小船,《长恨歌》之外的另一首杰作《琵琶行》由此诞生。在这里,不想去说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而只想靠近诗人那一夜的心境。对他来说,那一夜即一生。而那一夜的心境,又可以用《琵琶行》中的两句说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这个夜晚,他这样的士人,与一个流浪的琵琶女,有什么不同?诗人另一种人生的大幕,似乎已经在江州悄悄拉开一角。
贬官前,白居易刚直激切,勇于言事,深得东汉士风;贬官后,趋向于独善其身,“世事从今口不言”。后来的白居易,在长安与外地的仕途间辗转,最终在东都洛阳做了闲官,跟裴度、刘禹锡诗酒相酬,野游夜宴,一心一意地实践着自己的“中隐”哲学。大隐隐于长安的朝廷,小隐于这个国家的山野,中隐则指的是做京城之外的闲官。
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的三月初三,在洛阳,白居易、裴度、刘禹锡等十五位名士,模仿东晋的兰亭雅会,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春宴。“河南尹李待价将禊于洛滨,前一日启留守裴令公(裴度)。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籍、李仍叔、刘禹锡,中书舍人郑居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
盛唐造就了李白,“安史之乱”成全了杜甫。但从士人心灵史的角度看,给后世影响最大的唐朝士人是白居易。他既是“中隐”概念的最初阐释者和实践者,又是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先驱。他按自己的意愿和方式度过了后半生。
但白居易仍有自己的底线,坚持着自己的人生意志。在中晚唐绵延四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没有投入哪一方阵营,哪怕他是“牛党”主力杨虞卿的妹夫,哪怕他常与牛僧孺唱和,哪怕他最亲密的朋友元稹站在了“李党”一边,哪怕始终厌恶他的李德裕把他的诗篇扔掉。当两党成员为扳倒对方而纷纷亲近专权的宦官时,白居易依旧不为所动地坚持着自己独立的人格。《新唐书》对他的最终评价是“完节自高”,这非常准确。
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白居易七十岁,以刑部尚书致仕,正式退休。白居易退休那一年,挚友刘禹锡离开了这个世界,密友元稹多年前就不在了。前几年,同居洛阳的老上级裴度也去世了。看不上自己的李德裕还在,唐武宗即位后深得信赖,回长安做了宰相。在他的铁腕治理下,不敢说回到盛唐时代,但跟宪宗时的“元和中兴”有些相似了。白居易在失落中有些欣慰,那些都是他曾经的梦啊。
朋友们一个个地离开这纷繁险恶的人间,是什么支撑白居易继续走下去?“栖心释梵,浪迹老庄”。
始于儒,中于道,终于释。
晚年的白居易,经常流连在洛阳的群山中。
看一下唐人康骈笔下晚年的白居易:“白尚书为少傅,分务洛师,情兴高逸,每有云泉胜境,靡不追游。常以诗酒为娱。因著《醉吟先生传》以叙。卢尚书简辞有别墅,近枕伊水,亭榭清峻。方冬,与群从子侄同游,倚栏眺玩嵩洛。俄而霰雪微下,情兴益高,因话廉察金陵,常记江南烟水,每见居人以叶舟浮泛,就食菰米鲈鱼。近来思之,如在心目。良久,忽见二人衣蓑笠,循岸而来,牵引水乡篷艇,船头覆青幕,中有白衣人,与衲僧偶坐。船后有小灶,安桐甑而炊,卯角仆烹鱼煮茗。溯流过于槛前,闻舟中吟啸方甚。卢抚掌惊叹,莫知谁氏。使人从而问之,乃曰:‘白傅与僧佛光,同自建春门往香山精舍。’其后每遇亲友,无不话之,以为高逸之情,莫能及矣。”
说的是,工部尚书卢简辞,在洛阳伊水边有别墅,此年冬天落雪之际,与家人登亭远眺,忽见清寒的水上,有小舟一艘,上有一人着白衣,与高僧闲坐,神姿高逸,或烹鱼煮茗,或吟诗长啸,舟过卢家别墅时,简辞叫人打问是谁,回禀道:是白居易先生,正往香山寺去。
卢简辞追羡良久,以后逢人就说所见的这一幕。这是现场目击者眼里晚年白居易的最真实写照。
作为一个佛教的接受者,白居易喜佛而不妄佛,只是把佛禅(包括老庄之道)作为自己心灵的补充,在这个过程中去获得庄、禅悠然自得之乐,从而开辟了两宋士大夫的心灵之路。中国士人的心灵步伐止于白居易。因为白之后的士人在心灵上没拿出更新的东西。至于被我们认为的士之完人苏轼,在内心轨迹上所追寻的也正是白居易之路。
白居易虽闲居洛阳,但在诗坛上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大,全面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诗人。无论帝国哪个阶层的人,出口都能背诵白居易的诗。作为一个诗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叫人高兴的呢?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此时武宗死,宣宗即位,还没改年号),七十五岁的白居易病逝于洛阳。朝廷赠尚书右仆射。诗人一去,唐朝诗坛空了半边。白居易作何想法?还好,为他写墓志铭的人叫李商隐。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是白居易的《问刘十九》,一首小令。可是,也许就在这短短的行间,包含了他一生的梦想、痛苦、欢愉和叹息。唐宣宗即位之初,有意起用闲居洛阳的白居易为宰相。但诏书还没发出去,白居易去世的消息就传来了。宣宗伤感不已,提笔写下《吊白居易》:“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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