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学与新青年的进击之路
网络·文学与新青年的进击之路
文/血酬
精彩观点:
网络与文学及新青年三者的结合，造就了难得一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潮流。
网络文学的创作主体是“新青年”，网络文学仍旧年青，仍然具有蓬勃的朝气，并且在代表着中国的先进文化朝世界的娱乐文化高地进击。
“新青年”可以说是网生一代，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使得文化的交流加速，也使得擅长学习和借鉴的网络文学创作群体们站在了更高的舞台上，开始向世界进行“文化输出”。
我们太执着于“批评”和“审视”的目光，而选择性的忽视了“娱乐文化”本身的强大魅力，如果还执着于“教化欲”和“道德感”，可能我们会在未来的世界性文化竞争中，持续的处于“文化价值洼地”的尴尬地位。
如何正确的甄别、鉴定、评价网络文学中“民族的与世界的”和“传统的和当下的”这两大问题，是我们建立文化自信形成价值高地的重要前提。
网络文学有良莠不齐的情况，既不能拔苗助长，也不能一扫而光，政府管控的尺度至关重要，评论家作为“智库”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网络文学 新青年 传统与当下 民族与世界 青年评论家
一、网络、文学与新青年
网络文学是网络文艺的一部分，网络文学的创作者也是新文艺群体的一部分。根据2019年8月发布的《2018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披露：
2018年，国内网络文学创作者已达1755万，其中签约作者61万，在签约作者中，兼职作者占比61.9%，较2017年提升了6.9个百分点。由于具有尝试写作意愿的人员持续增多，兼职写作已渐成新趋势。在网络文学作者中，男性作者占比56.6%，女性作者占比43.4%。在年龄分布上，90后作者已达50.6%，表明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投入写作，创作队伍年轻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从这里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几个显著的特征：
1， 创作者人数众多，已属于大众性的文娱活动，创作群体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2，签约作者大约是三十分之一，意味着绝大多数创作者是休闲性创作，而非商业写作；
3，61万签约作者中，接近四成是专职写作，也即有20多万创作者是以此谋生，算是“网络作家”这个职业的真正班底；
4，三十岁以下的创作者已占据了半壁江山，由此可见网生的“新青年”是其主力军，在往后的创作中将持续的发挥作用。
据相同资料显示：2018年网络文学读者规模稳中有增，总计达4.3亿人，同比增长14.4%，这意味着网民中的一半都是网络文学的用户。
网络文学的兴起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算起至今也不过二十来年，能蓬勃发展至今原因众多，从笔者自身观感来看：互联网是最好的创作工具，长久形成的文学梦与伴随“大国崛起”的追梦青年也是重要内因。网络与文学及新青年三者的结合，造就了难得一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潮流。
互联网具有天然的连接性，将世界连接为一体，也使得阅读者与创作者聚集在了一起。几乎每一个网络文学的创作者自身都是读者，通过阅读别人的作品获得内心的愉悦感和写作的养分。互联网是平的，从一开始网络作者就没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人一等”，这一点在“商业写作”之前即是如此，他们往往谦称自己为“写手”，觉得自己距离“作家”还是有不小的距离，也不愿意承担读者“人生导师”的重任。
许多网络作者免费分享自己的作品，期待的是读者的阅读和点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因为是朋友，所以彼此之间能相互欣赏，也相互尊重，作者和读者不存在“卖文”的关系，本质上是平等的。正因为这种平等性，使得彼此之间的探讨和研习成为可能，作者通过写作在“影响”着读者，读者也同时通过网络的反馈机制在“影响”着作者的选择，又因为采用“连载更新”的方式，使得二者之间的“羁绊”更为深厚，由此可以说网络文学作品是作者和读者一起完成的。
作者与读者之间这种强互动性与之前纸媒时期的创作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同时也让初涉网络写作而缺乏专业训练的作者借此弥补了很多自身的不足，所以网络文学的作者虽然没有明显的“师承”，但与读者以及与其他的作者之间，却形成了“切磋琢磨”甚至是“教学相长”的关系。
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大集市”，使得很多有文学梦想的年轻人能够开始更有“目的性”的创作，通过商业公司和文学网站的运营，这些年轻人开始能养活自己，能够靠写作安身立命，乃至能够加入作家协会，能堂堂正正的把“网络作家”这个职业身份挂出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 “中国梦”。而支撑起这种“中国梦”的，除了新青年之外，还有我国长久以来的文学梦，也有长久以来的民族复兴的大国梦。
我想，很少有哪个民族有哪个国家有我们这样源远流长且从未断绝的文学传统，几千年前《诗经》里的诗句至今仍被吟诵、引用，甚至从孩童时期就告诉你“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扫盲”，让国民的识字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些都为网络时代网络文学的爆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以及青年心中汹涌翻腾的“大国崛起梦”，也为网络文学提供了腾飞的翅膀。
无须讳言，1999年5月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和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对网络文学的兴起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群情激奋的热血青年们在网络上创作了大批目前看比较过激且“不合时宜”的“被查禁小说”。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批热血激荡的小说为网络文学带来了数量不菲的读者和关注者。
网生一代的青年，是伴随着祖国的强大而成长起来的，他们亲眼所见中国的GDP和综合国力在新世纪的十几年里突飞猛进，由此而生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爱国热情也同时体现在他们创作的作品当中。
同时，这一代的青年，借助于互联网的便利也迅速具备了“世界眼光”，非常自觉且熟练的从世界各地的流行文化中汲取养分，并迅速的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或加以改进或加以创新，创作出的文学作品具有了和世界流行文化不说是高于至少是不低于的水准。网络文学的创作主体是“新青年”，网络文学仍旧年青，仍然具有蓬勃的朝气，并且在代表着中国的先进文化朝世界的娱乐文化高地进击。
我想没有哪个国家的通俗文学创作群体能以如此庞大的数量，能以如此宽广的视野和虚心求学的心态瞄着世界最顶端的“文化价值高地”在猛烈的输出。
恰好是新世纪，恰好是互联网，恰好是这一批的青年网络作家们，他们赶上了，也没有放过这个机会。
二、民族的和世界的
各民族的文化是有独特性的，所有的民族文化都值得尊重，但若仅从“娱乐文化”从影响到的人数而言，它也可以分为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由此形成了一个概念叫“文化价值高地”和“文化价值洼地”。何所谓“文化价值高地”？最简单粗暴最不严肃的说法，就是“要你钱”的就是“高地”，反过来说“洼地”就是“你要花钱”的。
举几个例子来说，目前世界的主流娱乐文化里，美剧、好莱坞的电影、日本的动漫、韩国的影视综艺娱乐明星等，是广受追捧可以向其他国家输出的，是其他国家要去主动购买版权的，而且往往还供不应求。我们国家一直强调“文化走出去”，其实就是要让我们从“文化价值洼地”变成“文化价值高地”。
这几年网络小说的对外授权和输出已经蔚然成风，援引艾瑞报告提供的数据如下：
网络文学为什么适合“出海”成为文化输出的一个组成部分，笔者看到很多方面的专业论述，单从内容创作的角度讲，笔者觉得具有“世界眼光”的大规模的创作者群体是排在第一位的因素。
“新青年”可以说是网生一代，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使得文化的交流加速，也使得擅长学习和借鉴的网络文学创作群体们站在了更高的舞台上，开始向世界进行“文化输出”。
“文化输出”并不是“文化侵略”，它不是强制性的，也不需要生硬的推广和说教，那只会招人反感，起到反作用。
做好“文化输出”首先是要有文化自信，你得相信自己的东西是好的，相信自己的产品是棒的，相信网络文学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那么它才能有“输出”的可能性。
同时，再好的东西也需要用别人理解的方式来打开，不能“鸡同鸭讲”，这就需要世界通用“技巧”和“叙述语言”。好莱坞在这方面做的是极为成功，迪斯尼从世界范围内甄选“公主”，“花木兰”这样一个中国传统文学形象已经成为其注册商标。
很多人觉得网络文学行文太YY（即意淫），言语太白烂，缺少文学性，属于“文化快餐”，诚然这是它在文学经典性上的不足，但我们可以说美日韩那些强势的娱乐文化也同样具有这样的缺点，但它们为何就赢得了国人乃至世界的喜爱呢？据中国票房网（http://www.cbooo.cn/m/670808）迪斯尼旗下的漫威影业出品的电影《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内地票房42.38亿元，全球票房27.96亿美元。
票房虽然不能说明全部的问题，但至少能说明一部分问题。
我们太执着于“批评”和“审视”的目光，而选择性的忽视了“娱乐文化”本身的强大魅力，如果还执着于“教化欲”和“道德感”，可能我们会在未来的世界性文化竞争中，持续的处于“文化价值洼地”的尴尬地位。
在对待“文化输出”“网文出海”这个问题上，我们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我们承认网文确实存在着自身的诸多问题（内容雷同、千篇一律为最主要问题，其次便是盗版和抄袭严重，此外，作品缺乏文学性和思想性、存在三俗问题等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近两年越来越多的文学评论家和读者反馈网络文学剧情套路化，人物模式化，充斥着打怪升级、练丹修仙的主题。以上引自《2018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但它确实也是非常好的对外输出的娱乐文化方式。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网文作为IP源头进行的改编可能也是极为有效的“文化输出”方式，比如游戏、影视、动漫等。（根据《2018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披露超过八成读者会关注网文改编成的影视剧、动漫或音乐等衍生品。在关注的读者中，又有超过八成读者愿意为其衍生品付费，近半读者愿意为网文改编的影视剧付费。）
网文的出海之路还刚刚开始，还仅仅在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流行，在欧美日韩等地尚处于“筚路蓝缕”的阶段，但我们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在我们国家越来越强盛的大背景下，网文的基础还是很厚实的，具备“文化输出”的可能性。
三、传统的和当下的
自1840年以后，中国人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反复探索，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
我们这个国家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先人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财富，但同时也留下了很多的糟粕，在过去的上百年历史中，我们反复的对历史的积淀进行洗练，希望能弃其糟粕留其精华，但客观的讲，过去的工作似乎成效不显。
“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我们并没有进行细致的甄别，导致了我们很多时候是在喊口号，是在空洞的说话，大而无当。
笔者的同学张博士是中科院的博士生，从小到大没少挨家长的打，他对“体罚”这一“祖传项目”是深恶痛绝的，对“棍棒之下出孝子”也是极为不认同的。然而在他成家有子之后，笔者问他现在对孩子调皮是怎样管教的，他一脸无奈的说：还能咋样，讲道理又讲不通，只能打呗。
当下的社会“国学热”兴起，《弟子规》等老物件又摆到了台面上，套上“三从四德”枷锁的“女德班”也开班了,且不谈教育本身的问题，整个社会对“传统”是怎样认知的，过去留下的东西哪些可用，哪些不可用，恐怕是众说纷纭，缺乏共识。
我们现在的娱乐文化产业的从业者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你要走向世界，成为“文化价值高地”，除了要有公认的东西，为了要站得住脚，你还要有你自己独特的东西才行，也就是说你既要有世界性的也要有民族性的东西。而这民族性的东西，光看现在，光靠当下是肯定出不来的，它应该是植根于我们深厚的历史土壤中。
三妻四妾好不好？忠臣孝子位置怎么摆？对过去的东西是否要解构？用当时人的视角还是当下人的视角去看待，去还原过去？文艺创作者恐怕内心里也是矛盾的。这些问题不辨析清楚会影响到创作者的态度，也会影响到作品的质量，最终会影响到作品的高度。
我们可以看过去十年里比较流行的日本动漫：《火影忍者》写的是日本传统的忍者，《境·界》里的是“斩魄刀”（武士刀），《银魂》里讲的是武士，《航海王》里讲的是海贼的故事。虽然日漫里讲故事的手法是通用的，但这些IP里展现的鲜明的“日本传统文化”，确实是其最具有独特性的地方。日本过去的东西也不总是好的，但在创作者的笔下，它们都进行了“扬弃”，才能够在国外流行，才能够作为“朋友”一样陪伴着一代人成长。
我们知道世界上做三国游戏最好的是日本的光荣公司，它的“三国志”和“三国无双”系列让很多中国玩家如痴如醉。三国是中国的三国，是中国的魏蜀吴，为什么是一家日本公司做的那么好？原因自然是有很多，但我想很重要的一点，还是在于日本对于过去“传统”的尊重和对当下“游戏”的热爱。当我们还在讨论游戏是不是毒草，传统是不是能“改编”的时候，别人已经做了，而且做的越来越好，远远的把我们甩到了后面。当我们现在仰望日本的动漫产业的时候，似乎想不起曾经影响了宫崎骏一生的动画片《大闹天宫》。
曾经我们“砸乱孔家店”，后来我们又建设“孔子学院”，对于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儒家思想，我们是否也进行过辨析，是否也有过定论？笔者认为是没有的，至少是没达到预期的效果。
社会在发展，思想在进步，可“混乱”也是同期产生的，大方向是确定的，可怎样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这恐怕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
我们还缺乏共识。
一部部的文艺作品，比如《欢乐颂》，比如《我的下半生》等等，都讨论过家庭和个人的问题，从个人到家庭，从职场到社会，处处都是激烈的碰撞，这些碰撞主要都是由“观念”的不同造成的。
从“改革开放”至今，社会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当下的社会同时融合了“世界的”与“民族的”“传统的”与“当下的”各种思想观念在碰撞，它肯定会反应在文艺作品当中。
文艺的根基还是在现实中，无论是怎样的幻想作品，总归是现实的映射，作品可以是描写“异界”的，但作家是生活在现实当中的。
笔者认为中国如果能诞生世界级的娱乐文化产品，肯定是植根于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当中，从中汲取了养分，并用“当下的”“世界的”视野和手段去实现的。
四、青年评论家的责任和担当
如何正确的甄别、鉴定、评价网络文学中“民族的与世界的”和“传统的和当下的”这两大问题，是我们建立文化自信形成价值高地的重要前提。这些工作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也是可以研究的学术话题，对评论家尤其是青年评论家而言，也是有挑战性的。评论家并不仅仅是“批评”，建立在“批评”基础之上的应该是建设、建议和指导。
我们并不讳言，现在的网络文学发展虽然迅速，但存在的问题也同样突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也同样出现了“简单粗暴一刀切”的问题。
有能力管好，不代表现在就已经管的很好，新生事物，总是从“亚文化”开始的，但是要发展壮大，总归还是要走向“主流化”的。
在主流化的过程中，创作者、商业公司、监管部门和评论家群体是要通力合作的，不能搞“情绪化”，拒绝对话和交流。每一方站的角度不同，看到的问题和解决方式也不同，所以要达成共识，就要有协商机制。
协商机制的前提是彼此的平等和尊重，并不因为监管部门是政府就高高在上，也不因为评论家群体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就刻意贬低。
但尊重本身是要以客观的发挥作用为前提的，对网络文学来说，评论家群体应该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充当商业公司与监管部门之间沟通的桥梁，可以用“中正公允”的态度来“出谋划策”，对政策的执行起到推动的作用。
举例来说，如何看待“耽美”与“淫秽”的界限，“小众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是怎样的相处关系，“耽美”的污名化问题如何解决？这是现实存在的问题，亟待解决，我们的评论家在这些方面是否起到了作用，或者说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单纯的指责和批评都是容易的，但能正本溯源，能用理性的头脑将这些纷繁复杂的“现象”梳理清楚，并能给与监管部门决策以支撑的，恐怕是不多的。
网络文学有良莠不齐的情况，既不能拔苗助长，也不能一扫而光，政府管控的尺度至关重要，评论家作为“智库”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文为笔者参加第五届中国青年文艺评论家“西湖论坛”论文稿，发表于《青年文艺与国家形象》（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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