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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四十五节 中国的特殊国情(2)


  中国领事乔仲登点点头,从舒服的餐桌旁站了起来,端了一杯专门为他准备的汾酒。

  他一边整理着思路,一边开始说起来。

  “中国吗,应该说比欧洲更复杂。中国当然也有市民,而且数量很庞大。我们每十年统计一次数据,大周十年,也就是去年刚好进行过一次统计。我们的市民数量我想各位肯定会非常吃惊,居住在县城、府城等大城市的人口呢,是五千万。”

  这个数字确实很吓人,因为比欧洲所有国家的人口都多。

  乔仲登继续道:“如果算上居住在小镇中,不直接从事农业的人口呢,是一亿人口还多一点。所以说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有西方领事不解道:“如此中国的市民人口,你们是如何防止他们革命的呢?”

  乔仲登摇头笑笑:“没有专门防止,他们为什么要起义呢?”(革命是个日本翻译的外来词,在这个时代的中国语境中翻译为起义。)

  西方领事道:“争权力,争自由!”

  乔仲登摇头:“没人关心这个,如果换做是我,我也不是很关心这个问题。”

  俾斯麦渐渐的走进中国领事身旁,跟他碰了一下杯子。

  问道:“那你们的自由阶层,我指的是那些不受贵族控制的,居住在城市里的,可以自己选择职业的阶层,你明白我的意思。嗯,对这些人如何表达他们的权力诉求呢?”

  乔仲登问道:“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人一定要向谁去表达自己的某种诉求呢?”

  俾斯麦很纳闷:“如果不向权贵阶层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自己的利益该如何保障?”

  乔仲登点点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说,因为欧洲的市民阶层,感受到他们的利益,没有得到保护。所以他们要向掌握权力的君主或者政府,表达他们的权力诉求。”

  俾斯麦道:“没错,这就革命的意义啊。他们要求成立宪法,要求可以选举代表进入议会,去保护他们的利益!”

  乔仲登道:“在中国应该没这个必要。官府不就是为了保护人的利益吗,不只是市民,还有农民。”

  俾斯麦道:“话是这么说。但政府永远无法保护民众的利益,而且民众根本不信任政府,他们才需要一个替他们监督政府的机构,来保护他们的权力。所以他们要求选举权,要求能够选举代表他们利益的代表进入议会监督政府。而且要建立宪法,确保议会的权力。对了,你们的议会呢,我好像没听说过中国有议会?”

  乔仲登点头道:“是的,我们没有设立过议会这样的机构。不过我还是觉得,官府就是保护民众的机构,议会完全是多此一举。”

  俾斯麦道:“谁来监督政府?”

  乔仲登想了想:“应该是皇帝!”

  俾斯麦皱眉道:“皇帝难道不是跟政府站在一起的,政府是向皇帝负责的,议会才是向民众负责的吗?而且谁来监督皇帝?”

  乔仲登摇摇头:“一个合格的皇帝是应该关心民间疾苦的。皇帝至少会怕老百姓起义,其实官府也怕。也不是怕的问题,官员和皇帝就应该是关心民众的。为民做主!”

  乔仲登也不知道该怎么向欧洲人解释中国的政治思想,就好像他始终也不能理解议会的意义一样。

  俾斯麦道:“如果皇帝不称职,政府也不作为呢?”

  乔仲登道:“那就会爆发起义!”

  俾斯麦点点头:“也就是说,你们也会爆发革命,只是我很少听过。不过按你的说法,其实情况也一样,都是在君主和政府不能保证民众利益的情况下,你们的民众也会革命。可是你们偏偏长期保持了稳定,法国大革命以及这次革命,你们都没有受到影响。你们的君主和政府是如何长期保持跟民众利益一致的呢?谁来确保这种机制,或者说谁来监督?”

  乔仲登想了想道:“这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您似乎一开始就将皇帝和官府摆在了百姓的对立面。如果我们的君主迫害百姓,被称之为无道。在古时候,这种无道,即便百姓没有起义,也会有诸侯讨伐。但后来吗,君王无道,往往就会亡国。昏君确实也有,但如果君王昏聩,臣子应该劝谏。臣子如果作奸,又是君王惩处。”

  俾斯麦点头:“您的是意思是,中国的君主和臣子是在互相监督?”

  乔仲登道:“臣子无权监督君王,只是劝谏。”

  “君主如果不接受呢?”

  “死谏!”

  俾斯麦沉默了片刻:“我可以理解为,如果一个君主违反或者伤害民众的利益,政府的官员只能通过被动的劝谏,而且必要的时候用自杀来威胁君王改正立场?”

  乔仲登道:“差不多是这个状态,不过极其罕见。很少有昏君昏聩到不听劝谏,导致臣子死谏依然不听的程度。如果有这种昏君出现,往往就是改朝换代的时候。”

  俾斯麦道:“那你们的改朝换代会有多久?”

  乔仲登道:“时间不一定。长久的朝代两三百年,三四百年也就到头了。短命的几十年,甚至更短。不过宋明至今,大都能绵长两百年。”

  俾斯麦忍不住摇摇头:“两百年一次革命!”

  乔仲登颇有些骄傲。

  俾斯麦越来越感兴趣了:“那你们的市民阶层,他们无法通过议会表达自己的诉求。那你们的政府如果要征税的时候,通过什么方式进行呢?如何确定一个新的税种的合法性,而且让民众接受呢?”

  乔仲登道:“老百姓缴纳赋税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啊。”

  俾斯麦道:“没错,这是一项义务。可如何让他们同意征税,以及确保加税不会引起不满和暴动呢?”

  乔仲登道:“加税的话,是由户部拟定,皇帝同意的。对了,我理解你的意思,我们的皇帝是万民表率,相当于所有人的代表。至于说税收让老百姓无法承受,这依然是暴君的行为,明君总是喜欢轻徭薄赋,也就是降低税率。征收更少的税。”

  俾斯麦道:“也就是说,皇帝的性质在中国是代表所有人的,他可以代表整个议会。然后皇帝总喜欢降低税收。那如果爆发战争,或者皇帝热衷于消费,不断加税的情况呢?”

  乔仲登道:“那也是昏君的行为,要亡国的,臣子必须劝谏。明君会听,昏君不会听。尤其是征税用于享乐,哪怕再少的税,文臣也要集体反对。君王耽于享乐是十分危险的。”

  俾斯麦皱眉:“难道你们的君王不喜欢音乐?酒会?不喜欢巍峨的宫殿吗?”

  乔仲登道:“你说的情况也有。但都是昏君的行为。明朝皇帝就只有一座宫殿,我不认为一座宫殿就能耗干民力。明朝和清朝的皇帝开销也确实很大,尤其是我国的明朝。所以明朝就亡于百姓的起义。清朝吗,虽然他们是异族统治,他们的皇帝倒是大多清廉。只有一个乾隆比较崇尚浮华。对了,清朝你们应该知道,他们现在在波斯建国,现在的皇帝身上还穿着补丁衣服呢!”

  俾斯麦苦笑道:“你们是通过要求皇帝保持清教徒生活的道德来控制财政的。同时你们的国力很强,可以支撑君主修建庞大宫殿的需求,而且君主只能拥有一座宫殿。君主是通过官员的约束,同时君主又反过来监督官员。政治跟老百姓完全没有关系,对吗?”

  乔仲登也苦笑:“怎么能没有关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政治当然跟老百姓有关系了,除了皇帝,官员不就是从老百姓中来的吗?”

  俾斯麦问道:“选举官员吗?不,我想起来了,你们的官员都是通过考试选拔的。这倒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制度,官员不是皇帝任命的,是所有人都可以考试得到官职,有政治渴望的民间政治领袖,可以去参加政府选拔官员的考试来获得权力,前提是他们足够优秀!对了,这叫什么来着,没错,是科举!”

  旁边有人提醒道。

  俾斯麦似乎抓住了中国社会平衡的本质,他想到了那些革命者中的领导人物,但他不认为那些领导人物能成为合格的官员,这些人缺乏必要的经验和培训,甚至道德水平也不被俾斯麦这样的贵族认可。

  突然俾斯麦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有野心的民间团体领袖,他们又无法通过考试得到权力呢?

  “对了,你们的市民阶层中,有什么政治团体吗?类似要求民族独立的民族党,或者要求选举权的自由党之类的团体?”

  乔仲登想了想:“商人有商会,工匠有行会,工人吗,有帮会。”

  俾斯麦皱眉道:“是政治团体。追求政治目的的组织,会向政府施压,组织行游和摆工那样的组织。”

  乔仲登想了想:“确实没有。我们没有议会,所以也就没有英国那种党派。君子朋而不党,意思是道德高尚的人,不应该拉帮结派,为了自己的私利玩弄阴谋诡计和手段。官员如果结党营私,那是犯忌讳的。”

  俾斯麦疑惑道:“中国的道德不支持以不同利益,和不同观念组成的党派。这我无法理解,难道一个人不应该因为共同的理想,而跟志同道合的人站在一面旗帜下,为了捍卫他们的理想而凝聚成一个团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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