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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一十节 希腊人口危机


  成为保加利亚大公之后,周成功统治下的国土翻了一倍,如果算上马其顿的占领区,人口也翻了一倍。

  但这是以他个人为纽带的两个不同国家,而且分歧越来越大,希腊、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互相敌视。

  希腊人甚至开始对他这个国王有所不满,尽管战争中希腊的领土也有所扩大,从奥斯曼帝国手里夺取了部分色雷斯地区,将边境从奈斯托斯河推进到了埃夫罗斯河,但希腊民族主义者并不满意,他们认为希腊付出的大,收获的小。如果不能吞并保加利亚,至少也应该得到大片保加利亚国土,毕竟保加利亚都是在希腊的帮助下,才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但在巴尔干问题会议上,却让保加利亚得到了大部分独立后的土地,希腊几乎没从这场战争中得到任何收获,如果说有,那也是国王个人的收获。

  日益成熟的民族主义时代,国家的事情,已经不是国王个人的事情了。

  希腊民族主义本就是最先觉醒的,而且作为巴尔干地区仅次于塞尔维亚独立的国家,希腊民族认同,是周成功乐于看到的,这有助于凝聚希腊国家,但民族主义狭隘的一面,又是他不希望看到的,因为那会排斥其他族群,会让国家分裂。

  即便在希腊半岛,历史上也只有南部地区始终保持了希腊文化,北半部被斯拉夫化,奥斯曼人的政府,虽然带来了回教信仰,但依然没有同化希腊,尤其是希腊南部,依然牢固的保持着东正教传统。

  越来越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坚信这样一句话,“是希腊人就是东正教徒”,这等于将非东正教徒排除出了希腊人的概念之外,由于奥斯曼帝国长达四五百年的统治,希腊境内生活着几十万非东正教人口,这些人中有从小亚细亚半岛迁过来的突厥民族,但更多的还是皈依的希腊人,如果将这些人排除出去,对希腊的人口损失太大。

  周成功没有宗教和种族偏见,在他看来,那些包着头巾在工厂里工作的女工,跟不包头巾的女工,对国家的意义是一样的。他一个中国人在希腊很难推行民族主义政策,因为民族主义越狭隘,越不可能支持他。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不得而知,但奥斯曼帝国也是接受这种观念的,甚至发过来发扬光大,“是东正教徒就是希腊人”,这是奥斯曼帝国的政策。未必是奥斯曼帝国对希腊民族有多么偏爱,更多的可能是,奥斯曼帝国政府希望自己的欧洲土地上的民族成分更简单一些,让奥斯曼帝国就两个民族,一个是信仰回教的突厥族,一个是信仰东正教的希腊族,这样在行政上更容易管理。

  周成功以前也推行奥斯曼的既定政策,坚决认为巴尔干地区信仰东正教的人口,都是希腊人,希腊国土,至少是国王直属的雅典区对东正教徒,无条件开放,吸引了大批人口。

  可保加利亚的独立,让这些政策,彻底成了历史。保加利亚人现在就是保加利亚人,他们不再是希腊人了,他们还排挤希腊人,将希腊的宗教首领跟突厥官员一起驱逐,屠杀。

  得到保加利亚大公头衔之后,周成功对保加利亚实行了更强力的控制,移植在希腊行之有效的政策,将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地区划为国王直属领地,采取开放政策。但效果并不好,因为雅典区是一个商业城市,并且快速工业化,城市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大家关起门来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关心谁。但保加利亚是一个农业社会,跟商业文化的希腊社会完全不同。社会发展极为落后,整个国家没有几所教授保加利亚文字的学校,保加利亚人要么是文盲,要么就只能书写希腊文。

  周成功本想强行推行书同文,保持这里的希腊文传统,但遭到了民族主义者的反对,哪怕他们自己也只会书写希腊文,但他们坚决要求推行保加利亚文字。

  最麻烦的还是底层社会,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有基于农业的自然组织,以前农村的土地是被突厥人和军事阶层占据的,这些人都信仰回教,现在农民们屠杀或者驱逐了这些地主阶层,他们瓜分了地主的土地财产。基本上形成了纯粹的保加利亚农民组成的农村社会,他们的排外性很强,连希腊籍主教都无法接受,更何况希腊语学校了。

  保加利亚的突厥人毕竟只是少数,只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屠杀的威胁之下,要么被杀,要么逃到了附近的城市。周成功的队控制了城市秩序之后,整个保加利亚在经过短期的动荡之后,渐趋平静。那些被农民赶出自己家园的地主,之后开始组织起来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但起义成功后,起义领袖们控制的政府和议会拒绝接受。周成功也不敢支持他们,哪怕他觉得奥斯曼推行的用地主统治农民的策略是有效的,他也知道支持这些地主重回农村,会得到他们的拥护,但周成功不敢。因为那样会再次引发农民的暴动,他毕竟有人本主义情怀,所以他也同情农民。

  他希望这些回教族群以后就能生活在城市,跟农村脱离关系。许多过去的富人沦为赤贫,有的开始以自己带来的少量动产开始转行工商业。城市基本上没有拒绝他们,如果按照这种局面发展下去,他们慢慢也就适应了新的生活。

  可巴尔干的问题太复杂了,民族主义者推动了这次起义,起义成功后,也把持了各种政府和议会要职。突厥民族即便逃到了城里,依然是他们的眼中钉。国王的队在维持秩序,对城市进行保护,暂时形成了脆弱的平衡,让保加利亚为数不多的城市,成为回教族群最后的避难所。但矛盾并没有消失,只需要一个导火索,就可能引爆。

  而这个导火索没有在保加利亚点起来,反倒在奥斯曼帝国引爆了,就像起义时期的巴尔干一样,奥斯曼帝国境内出现了大规模的民族仇杀。

  奥斯曼帝国本以为将几十万黑海主力队解围后,可以很快就平息国内的叛乱,可这些队回国之后,却迅速加入了各地的叛乱。战争失败,领土萎缩,财政困难,激发了奥斯曼人的民族情绪,他们将愤怒发泄在了其他民族身上。

  奥斯曼境内生活着的基督人群承受了这些苦难,主要是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小亚细亚半岛上都广泛存在,作为民族,他们比突厥人更早来到这里,如果声索主权,他们比突厥人更有理由占据这片土地。可领土从来不是一个先占先得的东西,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领域,所以小亚细亚半岛上土地,就是突厥民族的。

  奥斯曼种族主义者们叫嚣着,既然希腊人已经不再是苏丹的臣民,那就让他们离开奥斯曼帝国。他们因为巴尔干希腊人的独立,而将怒火发泄到了本土希腊人身上,虽然是因希腊人而起,但奥斯曼向来没有耐心区分希腊民族成分,在他们看来信仰东正教的都是希腊人,于是亚美尼亚人也被牵连进来。

  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希腊入侵土耳其,引发了大规模的仇杀,最后双方进行了人口交换,有一百二十多万希腊人从亚洲回到了希腊,根据各种不同的统计,死在路上的就有七八十万人,亚美尼亚人则没有祖国,他们被认为遭到种族屠杀,两百万人丧生。

  此时奥斯曼帝国仅剩的领土,小亚细亚半岛上,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大概都有一百万人,占整个半岛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这点跟突厥人口在保加利亚的比例近似。既然保加利亚人可以屠杀突厥人,那么突厥民族屠杀东正教族群,更不会手软了。

  六十万从黑海地区调回来的队,不但没有帮助奥斯曼帝国镇压叛乱,反而助长了叛乱,说到底还是奥斯曼帝国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整个国家秩序都有可能崩溃,引发了严重的危机。

  国际舆论严正关切。

  希腊国王不能坐视不管,在保加利亚问题上,他已经让希腊人不满了,这回他挽回了一些威望,他公开对奥斯曼帝国进行谴责,任何针对奥斯曼帝国的态度,都能引起希腊民族主义者的欢呼,甚至新生的保加利亚人也为此欢呼。

  但真正让希腊国王赢得赞赏的是,他宣布直接派军舰进入了奥斯曼港口伊兹密尔,虽然引起了奥斯曼帝国的不满,但希腊国王却宣布,不是为了占领奥斯曼领土,而是为了保护东正教民族。

  他宣布希腊将为上帝的子民提供庇护,希望奥斯曼政府帮助希腊人集中到伊兹密尔,然后乘坐希腊商船到希腊避难。希腊国王的态度,被欧洲精英赞赏,也平息了希腊民族主义者的不满,但突然大量涌入希腊的人口,却引发了希腊人口危机。

  几十万上百万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帮助下,从他们的家园向伊兹密尔迁徙,然后乘坐希腊政府雇佣的商船,紧急前往希腊避难。

  希腊只有三百万人口,却要短时间内收容近两百万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这种困难不言而喻。

  历史上,希腊在1920年代,以450万人口规模,容纳120万移民就已经十分吃力,而且还是将本国20多万回教民族交换给土耳其的情况下,现在则是生硬的将本国人口三分之二的难民带回希腊,短时间内物价暴涨,房屋租金暴涨,各种生活物资都迅速上涨。

  而希腊政府的财政,已经濒临破产,引起了严重的人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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